丁卯日，尊奉齊和帝為巴陵王，讓他在姑孰建宮居住，給他的優待尊崇禮節，都仿照齊朝初期的規格。尊奉宣德太後為齊文帝妃，王皇後為巴陵王妃。齊朝各王、侯的封爵，全都降低或削減，隻有宋汝陰王不在此例。
追尊父親為文皇帝，廟號太祖；追尊母親為獻皇後。追諡妃子郗氏為德皇後。封給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公、侯的爵位。封皇弟中護軍蕭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蕭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蕭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蕭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蕭憺為始興王，讓蕭宏擔任揚州刺史。
丁卯日，任命中書監王亮為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為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為尚書仆射，長兼侍中範雲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下詔將後宮、樂府、西解、暴室的所有婦女全部釋放遣散。
戊辰日，巴陵王去世。當時皇上本想把南海郡作為巴陵國，讓巴陵王遷到那裡居住。沈約說：“古今情況不同，就像魏武帝說的‘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皇上點頭同意，就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拿生金子給巴陵王，想讓他自儘。巴陵王說：“我死不需要金子，有美酒就夠了。”於是喝得酩酊大醉；鄭伯禽趁機把他勒死了。
巴陵王鎮守荊州的時候，琅邪人顏見遠擔任錄事參軍。巴陵王稱帝後，顏見遠擔任治書侍禦史兼中丞。禪位之後，顏見遠好幾天不吃東西，最後去世。皇上聽說這件事後，說：“我順應天命、順從人心接受禪位，這和天下士大夫有什麼關係，顏見遠竟然為此絕食而死！”
庚午日，下詔：“有關部門依照周、漢舊例，商議贖罪的條例，凡是官員犯了該受鞭杖之刑的罪，都可以用錢贖罪，停止刑罰，台省令史、士卒想要贖罪的，也允許。”
封謝沭縣公蕭寶義為巴陵王，讓他供奉齊朝的祭祀。蕭寶義年幼時就有殘疾，不能說話，所以隻有他得以保全。
齊朝南康侯蕭子恪和弟弟祁陽侯蕭子範曾經因事進宮拜見皇上，皇上神色從容地對他們說：“天下是公共的，不是靠武力就能奪取的，如果沒有天命氣運，即使像項羽那麼有能力，最終也會失敗滅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兄弟中稍有好名聲的，他都用毒酒害死，朝廷大臣因為被懷疑而含冤死去的接連不斷。然而有的被懷疑卻沒能除掉，有的沒被懷疑最終卻成了禍患，比如你們的祖父因為才能謀略被懷疑，卻無可奈何，湘東王因為平庸愚笨不被懷疑，可他的子孫卻都死在湘東王手裡。我那時已經出生，他哪能知道我會有今天！所以說有天命的人不是人能害得了的。我剛平定建康的時候，大家都勸我除掉你們這些人，以統一人心，我當時要是照做了，誰能說不行呢！隻是因為自江左以來，改朝換代的時候，必定相互屠殺，這會傷了和氣，所以國運都不長。再說，齊、梁雖說改朝換代，但和前世情況不同，我和你們兄弟雖說已經出了五服，但宗族關係還不算遠，齊朝創業初期，我們也曾同甘共苦，就像一家人一樣，怎麼能一下子就把你們當作陌生人呢！你們兄弟如果真有天命，不是我能殺得了的；如果沒有天命，又何必急著做這種事呢！這樣做隻會顯得我沒有度量。況且建武年間，你們家門遭遇災難，我起義兵，不隻是為自己洗刷家門的恥辱，也是為你們兄弟報仇。你們要是能在建武、永元年間撥亂反正，我怎麼會不放下武器，推舉擁護你們呢！我是從明帝家族手裡奪取天下，又不是從你們家拿的。從前劉子輿自稱是漢成帝的兒子，光武帝說：‘假使漢成帝複活，天下也不可能再歸他，何況劉子輿呢！’曹誌是魏武帝的孫子，卻成為晉朝的忠臣。何況你們今天還是宗室成員，我正坦然地期待你們，你們不要再有見外的想法！稍等一段時間，你們自然會明白我的心意。”蕭子恪兄弟一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蕭子恪、蕭子範、蕭子質、蕭子顯、蕭子雲、蕭子暉都因為有才能而聞名，曆任清高顯要的官職，都壽終正寢。
下詔征召謝朏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召何胤為右光祿大夫，征召何點為侍中。何胤、何點始終沒有就任。
癸酉日，下詔：“在公車府的謗木、肺石旁邊各放一個匣子，如果官員們不進言，有人想要議論政事，就把意見書投入謗木匣；如果有人有功勞、有才能，卻被冤屈埋沒，無法上達，就把申訴書投入肺石匣。”
皇上身穿洗過多次的衣服，日常飲食隻用蔬菜。每次選拔地方長官，必定挑選廉潔公正的人，把他們都召到麵前，用治理之道勉勵他們。提拔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這兩人都以廉潔著稱。到溉是到彥之的曾孫。又頒布命令：“小縣的縣令有才能，就調任大縣，大縣的縣令有才能，就升任俸祿二千石的官職。”任命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人何遠為宣城太守。從此，廉潔能乾的官員都受到了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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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陽的蠻族人包圍了北魏的湖陽，撫軍將軍李崇率兵打敗了他們，斬殺魯北燕；把一萬多戶蠻族人遷徙到幽、並等州以及六鎮，這些人不久後又反叛向南逃走，北魏各地派兵追捕，等追到黃河邊，把他們全部殺光了。
閏月丁巳日，北魏頓丘匡公穆亮去世。
齊朝東昏侯的寵臣孫文明等人，雖然經過赦免，但心裡還是不安。五月乙亥日夜裡，他們率領幾百人，趁著運送荻草火炬的機會，捆紮兵器進入南、北掖門作亂。燒毀神虎門、總章觀，衝入衛尉府，殺死衛尉洮陽湣侯張弘策。前軍司馬呂僧珍正在殿內當值，率領宿衛兵抵抗，但沒能擊退叛軍。皇上身穿軍裝來到前殿，說：“賊人趁夜前來，說明他們人數不多，天亮了就會逃走。”於是命令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聽到有變亂，帶兵趕來救援，盜賊這才四散逃走；朝廷派人搜捕，把他們全部誅殺。
江州刺史陳伯之，不識字，收到文書和訴訟狀，隻會胡亂答應。有事情的時候，典簽傳達口頭意思，他就根據主事人的意見決定取舍。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以前對陳伯之有恩，陳伯之就讓鄧繕做彆駕，戴永忠做記室參軍。河南人褚緭住在建康，一向品行不端，仕途不順，多次拜訪尚書範雲，範雲對他很不禮貌。褚緭很生氣，私下對親近的人說：“建武年以後，出身低微的人都成了貴人，我有什麼罪，卻被人嫌棄！如今天下剛剛建立，饑荒不斷，還不知道會不會再有戰亂。陳伯之手握重兵在江州，又不是皇上的舊臣，有自我懷疑的心思；而且熒惑星守著南鬥星，難道不是為我而出的預兆嗎！現在去做這件事，如果不成，投奔北魏，也能當個河南郡守。”於是他投靠了陳伯之，深受陳伯之的親近和寵愛。陳伯之又讓同鄉朱龍符做長流參軍，他們倆趁著陳伯之愚笨不明事理，肆意做著違法求利的事。
皇上聽說後，讓陳虎牙私下告誡陳伯之，又派人去取代鄧繕做彆駕。陳伯之拒不接受命令，還上表說：“朱龍符勇猛善戰，鄧繕有功勞業績；朝廷派來的彆駕，請讓他做治中。”鄧繕於是日夜勸說陳伯之說：“朝廷倉庫空虛，又沒有兵器，三個糧倉都沒有米，東邊地區鬨饑荒，百姓流亡，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機不可失啊！”褚緭、戴永忠等人也都一起讚同他的說法。陳伯之對鄧繕說：“現在我上奏請求，如果還是不行，就和你一起造反。”皇上命令陳伯之在他管轄的郡中給鄧繕安排一個職位，於是陳伯之召集府州的僚屬，對他們說：“我接到齊建安王的命令，率領江北十萬義勇軍，已經駐紮在六合，現在讓我用江州現有的兵力，趕快運糧南下。我受明帝的厚恩，誓死報答。”隨即下令戒嚴，讓褚緭偽造蕭寶寅的書信給僚屬們看，在廳堂前設壇，眾人歃血為盟。
褚緭勸說陳伯之說：“現在要辦大事，應該推舉眾望所歸的人。長史程元衝，和我們不是一條心；臨川內史王觀，是王僧虔的孫子，為人不錯，可以召他來做長史，取代程元衝。”陳伯之聽從了他的建議，任命褚緭為尋陽太守，戴永忠為輔義將軍，朱龍符為豫州刺史。王觀沒有接受任命。豫章太守鄭伯倫發動郡兵據城抵抗。程元衝失去職位後，在家中聚集了幾百人，趁陳伯之沒有防備，突然闖入廳堂前；陳伯之親自出來格鬥，程元衝沒能取勝，逃進了廬山。陳伯之秘密派人通知陳虎牙兄弟，他們都逃到了盱眙。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梁武帝蕭衍代齊建梁初期的政治圖景，其中既包含權力更迭的殘酷邏輯，也暗藏著新政權試圖突破曆史循環的努力，可從多個維度進行解讀：
權力交接的“溫情”與殘酷
蕭衍在稱帝初期展現出矛盾的統治手腕：一方麵，他對前朝皇室表麵維持“優崇之禮”，仿齊初舊例安置巴陵王蕭寶融，甚至試圖保留其封國，這種姿態顯然是為了塑造“天命所歸”的正統形象；但另一方麵，在沈約“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的勸諫下，最終仍以隱秘手段終結了蕭寶融的性命，暴露了皇權更迭中“溫情脈脈”麵紗下的絕對殘酷。
顏見遠因齊亡不食而死的細節，與蕭衍“何預天下士大夫事”的反問形成強烈對比——這不僅是個體氣節與皇權邏輯的衝突，更暗示了新政權對士大夫階層“忠義”觀念的消解，試圖將王朝更替簡化為“應天從人”的自然過程，弱化道德層麵的爭議。
製度革新與政治姿態
蕭衍稱帝後的一係列舉措，透露出對南朝短命王朝循環的反思：
釋放後宮、樂府等場所的婦女，既是對前朝奢靡之風的否定，也以“仁政”姿態收攏民心；
設立謗木函、肺石函，試圖構建下情上達的渠道，打破門閥政治的封閉性；
強調官吏廉潔，以“小縣遷大縣、大縣遷二千石”的晉升機製激勵治績，顯然是針對南朝以來吏治敗壞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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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展現了新政權的革新意願，但“贖刑條格”的出台允許官員以贖金替代鞭杖之刑），又暴露了對士族特權的妥協——製度設計的理想性與現實權力結構的矛盾，為梁朝後來的統治埋下伏筆。
宗室政策與曆史循環的突圍
蕭衍對南齊宗室的處理堪稱“分化瓦解”的典範：他通過與子恪兄弟的對話，將政權合法性追溯至“天命”與“齊明帝暴政”，巧妙切割“代齊”與“滅齊宗室”的關聯，強調“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同時以曹誌魏武帝之孫仍為晉忠臣）為例，暗示對順從者的包容。
這種策略確實收到成效——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且“各以壽終”，打破了南朝“革命必相屠滅”的惡性循環。但對比後來蕭衍對自家宗室的縱容如臨川王蕭宏的奢靡叛亂未受嚴懲），可見其政策本質仍是以“實用主義”鞏固皇權，而非真正突破宗室專權的曆史困局。
地方叛亂與統治根基的隱憂
陳伯之叛亂堪稱梁朝初年統治危機的縮影：一個“目不識書”的將領，被鄧繕、褚緭等失意者煽動，僅憑“齊建安王教”的偽書和“熒惑守南鬥”的讖語就能起兵，暴露了新政權在地方控製上的薄弱——刺史權力過大、典簽製度失效、寒門與士族的矛盾積壓，這些問題並未因改朝換代得到根本解決。
蕭衍雖平定叛亂，但陳伯之的崛起與反叛邏輯“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預示了梁朝後期藩鎮割據的隱患。而褚緭“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的抱怨，更揭示了南朝社會階層流動的畸形——門閥與寒門的對立，始終是懸在政權頭上的利劍。
結語
這段史料中的梁武帝，既是權力遊戲的高手以最小代價完成朝代更替、分化對手），也是試圖打破曆史魔咒的改革者緩和宗室矛盾、整飭吏治），但同時又受製於時代的局限對士族妥協、地方控製薄弱）。他的統治開局，恰似南朝曆史的一個隱喻：每一次“革新”都帶著舊時代的胎記，每一次“突破”都暗藏著循環的伏筆。而巴陵王之死與顏見遠之節、子恪兄弟的保全與陳伯之的叛亂，這些看似矛盾的事件交織在一起，正是南朝權力更迭中“溫情與血腥並存、理想與妥協共生”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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