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日，皇帝下詔任命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領軍隊去討伐陳伯之。
北魏揚州小峴的戍主黨法宗襲擊大峴的戍所，把它攻破了，俘虜了南齊的龍驤將軍邾菩薩。
陳伯之聽說王茂來了，就對褚緭等人說：“王觀不接受任命，鄭伯倫又不肯順從，這樣下去我們就隻能白白被困住。現在我們先平定豫章，打通南路，多征調些人力，增加物資糧草的運輸，然後向北全麵進軍，去攻打那些饑餓疲憊的敵軍，就不用擔心不能成功。”六月，陳伯之留下同鄉唐蓋人守城，自己帶兵前往豫章，攻打鄭伯倫，但沒能攻下。王茂的軍隊一到，陳伯之腹背受敵，就戰敗逃走了，從小路渡過長江，和陳虎牙等人以及褚緭一起投奔了北魏。
皇上派身邊的陳建孫送劉季連的三個子弟進入蜀地，讓他們傳達旨意，慰問安撫劉季連。劉季連接受了命令，準備好行裝要回去，益州刺史鄧元起這才得以去上任。
當初，劉季連擔任南郡太守的時候，對鄧元起很不禮貌。都錄朱道琛犯了罪，劉季連想殺了他，朱道琛逃跑藏起來才免了一死。到了這時，朱道琛成了鄧元起的典簽，他勸鄧元起說：“益州混亂動蕩已經很久了，官府和民間都很貧困。劉益州指劉季連）馬上要回去了，哪有心思派人到遠處迎接您呢！我請求先去查看一下情況，沿路迎接您，不然的話，這萬裡路途所需的物資糧草，可不容易籌備。”鄧元起答應了。朱道琛到了之後，說話很不客氣，還挨個拜訪府州裡的人士，看到器物就搶奪，要是沒搶到，就說：“反正這些遲早都是彆人的，何必這麼舍不得呢！”於是軍府裡的人都非常害怕，認為鄧元起一來肯定會殺了劉季連，災禍還會牽連到他們這些人，就爭著把這些事告訴劉季連。劉季連也覺得是這樣，而且還擔心自己以前對鄧元起不禮貌，就召集兵馬盤算起來，發現自己有十萬精銳部隊，他感歎道：“我占據著天險之地，手握這麼強大的兵力，進可以匡扶國家，退也能像劉備一樣割據一方，除了這樣還能怎麼辦呢？”於是召集佐史，假稱接到齊宣德太後的命令，聚集兵力再次造反，把朱道琛抓起來殺了。他又征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和涪縣縣令李膺，兩人都不接受命令。這個月，鄧元起到達巴西，朱士略打開城門迎接他。
在這之前，蜀地的百姓大多逃亡，聽說鄧元起來了，都爭著出來歸附，都宣稱是起義兵響應朝廷，這樣新舊軍士加起來有三萬多人。鄧元起在路上走了很久，糧食都快沒了，有人就勸他說：“蜀地的政令鬆弛，百姓很多都假裝生病逃避賦稅勞役，如果檢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戶籍記錄，趁機懲罰他們，收獲肯定很豐厚。”鄧元起覺得有道理。李膺卻勸諫說：“您前麵有強大的敵人，後麵又沒有後續支援，山裡的百姓剛剛歸附，正在觀察我們的德行。如果用苛刻的手段整治他們，百姓肯定受不了；一旦人心離散，後悔都來不及。何必非要通過查處裝病的人來補充軍資呢！我請求出去想辦法，不用擔心物資糧草不夠。”鄧元起說：“好。這件事就全交給你了！”李膺退下後，帶著當地的富戶獻上軍糧，得到了三萬斛米。
秋季，八月丁未日，皇帝命令尚書刪定郎濟陽人蔡法度修改王植之集注的舊律，製定《梁律》，還命令他和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仆射沈約、吏部尚書範雲等九人一起商議確定。
皇上向來精通音律，想要校正雅樂，於是自己製作了四種樂器，把它們叫做“通”。每種“通”安裝三根弦，黃鐘弦用二百七十根絲，長九尺，應鐘弦用一百四十二根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多一點，中間的十個音律，都以此為標準遞減。通過“通”的聲音轉換來推算節氣，全都沒有差錯，而且還能相互對應。又製作了十二支笛子，黃鐘笛長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的十個音律也以此遞減，用笛子來演奏“通”的聲音，和古代的鐘、玉律相比較，全都沒有偏差。於是用八音配合，使用七聲，沒有不和諧押韻的。在這之前，宮懸隻有四個鎛鐘，夾雜著編鐘、編磬、衡鐘，一共十六架。皇上開始下令設置十二架鐘，每架都配有編鐘、編磬，一共三十六架，去掉了衡鐘，在四個角落設置建鼓。
北魏高祖之前，前太傅平陽公元丕從晉陽趕來，就留在了洛陽。元丕八十多歲了，曆經六朝，官至公輔高位，後來卻成了平民。魏主因為他是宗室中的老臣，很同情他，以禮相待。乙卯日，任命元丕為三老。
北魏揚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請求攻打鐘離，魏主派羽林監敦煌人範紹到壽陽，一起商量進攻與否。元澄說：“需要用兵十萬，往返一百天，請求朝廷趕緊籌備糧草兵器。”範紹說：“現在秋天已經快結束了，才想要調兵遣將，兵器倒是可以聚集起來，糧食從哪裡來呢！有兵沒糧，怎麼能打敗敵人呢！”元澄沉思了很久，說：“確實像你說的這樣。”於是就取消了進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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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丁巳日，魏主前往鄴城。冬季，十月庚子日，回到懷地。魏主和宗室及親近侍從比賽遠距離射箭，皇帝射了三百五十多步，群臣刻下銘文讚美他。甲辰日，回到洛陽。
十一月己未日，建立小廟祭祀太祖的母親，每次祭祀太廟結束後，用一頭太牢牛、羊、豬三牲全備）來祭祀她。
甲子日，立皇子蕭統為太子。
北魏洛陽的宮殿剛剛建成。
十二月，將軍張囂之侵犯北魏淮南地區，奪取了木陵戍；北魏任城王元澄派輔國將軍成興反擊，甲辰日，張囂之戰敗逃走，北魏又奪回木陵。
劉季連派他的將領李奉伯等人抵禦鄧元起，鄧元起和他們交戰，雙方互有勝負。過了很久，李奉伯等人戰敗，退回成都，鄧元起進軍駐紮在西平。劉季連驅趕擄掠百姓，關閉城門堅守。鄧元起進軍駐紮在蔣橋，離成都二十裡，把輜重留在郫地。李奉伯等人從小路襲擊郫地，把它攻陷了，鄧元起的軍備全部損失。鄧元起放棄郫地，直接包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劃獻出城池投降，沒有成功，被殺了。
北魏陳留公主守寡，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都想娶她，公主答應了張彝，沒答應高肇。高肇很生氣，就在魏主麵前說張彝的壞話，張彝因此被廢黜，沉寂了好幾年。
這一年，江東地區發生大旱災，一鬥米要五千錢，很多老百姓都餓死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時期梁、魏對峙的複雜圖景，其中的權力博弈、軍事衝突與社會百態，折射出亂世中的人性掙紮與時代特征，可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解讀：
軍事對抗中的戰略短視與韌性
陳伯之的潰敗堪稱“戰略誤判”的典型。麵對王茂的征討，他放棄守城而強攻豫章，既未能打破僵局，又給了對手可乘之機，最終“表裡受敵”狼狽投魏。這種隻顧眼前、不顧全局的決策，暴露了地方軍閥在格局上的局限——他們往往將個人勢力置於戰略全局之上，缺乏長遠規劃。
與之相對，鄧元起在益州的應對展現了亂世中的生存智慧。李膺“以恩德結民心”的建議被采納後，僅通過動員富民就獲糧三萬斛，避免了“刻薄失人心”的危機。這說明在資源匱乏的亂世，民心向背往往比武力壓迫更能決定勝負，而領導者的判斷力與納諫能力，直接影響著軍事行動的成敗。
權力更迭中的新舊矛盾
劉季連的反叛本質是“舊勢力恐懼新秩序”的爆發。他因昔日對鄧元起“不禮”而心懷不安，又被朱道琛的挑釁激化矛盾，最終以“矯稱太後令”的方式起兵，試圖憑借“天險強兵”割據一方。這種衝突揭示了政權交替期的普遍困境：舊官僚對新政權的不信任、個人恩怨與權力利益的糾纏，極易引發地方性叛亂。
北魏內部的權力鬥爭同樣耐人尋味。高肇因求婚失敗而誣陷張彝，導致後者“沉廢累年”，展現了門閥政治中“私怨淩駕公義”的黑暗麵。而魏主對平陽公丕的“矜而禮之”，則體現了統治者對宗室舊臣的懷柔策略——通過象征性的尊崇穩定人心，平衡朝堂勢力。
製度建設與時代局限的碰撞
梁武帝修訂《梁律》、厘正雅樂，是試圖通過製度重建鞏固統治的體現。他自製“通”與“十二笛”，追求音律與天地自然的和諧，既是文化自信的彰顯，也暗含“皇權合於天道”的政治隱喻。這種對典章製度的重視，與南朝長期的動蕩形成對比，反映了新政權渴望“正統化”的努力。
但製度理想難以掩蓋現實困境。江東大旱“米鬥五千，民多餓死”，與統治者對音律的精細雕琢形成殘酷對照，暴露出南朝社會“上層文化繁榮與底層民生凋敝”的割裂。同樣，北魏任城王澄攻鐘離的計劃因“缺糧”擱置，說明即便是強大的軍事政權，也受限於生產力水平與後勤能力，難以實現無節製的擴張。
亂世中的人性光譜
朱道琛的貪婪與傲慢“見器物輒奪之”）、江希之的冒險獻城、李膺的務實諫言，構成了亂世中的人性群像。在秩序崩壞的環境下，有人借機掠奪，有人投機求生，有人堅守底線，這些選擇既受個人品性影響，更被時代環境裹挾——當生存成為首要問題時，道德往往讓位於現實利益。
劉季連“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的感歎，道儘了地方勢力的野心與無奈。他們既想以“匡扶社稷”為名爭取合法性，又難掩割據自保的真實意圖，最終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走向覆滅，成為亂世棋局中的犧牲品。
這段曆史的價值，正在於它展現了“大分裂時代”的複雜性：既有製度重建的努力，也有權力鬥爭的肮臟；既有個體的掙紮與選擇，也有時代洪流的無情碾壓。這些故事不僅是過去的回響，更折射出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永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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