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肇勸說皇帝，讓宿衛隊主帥率領羽林虎賁軍去看守各位王爺的府第，這幾乎就跟把王爺們囚禁起來差不多了。彭城王元勰懇切地勸諫，皇帝卻不聽。元勰誌向高尚遠大，不喜歡榮華權勢，就避開事務，在家閒居，可是出門也沒有遊山玩水的興致，在家又沒有知己可以往來，隻能獨自對著妻子兒女，常常悶悶不樂。
北魏軍隊圍攻義陽，城裡的士兵不到五千人，糧食也隻夠支撐半年。魏軍日夜不停地攻城，刺史蔡道恭根據不同的情況抵抗防禦，每次都能把敵人擊退，雙方相持了一百多天，前後斬殺和俘虜的敵人多得數不清。魏軍很害怕他，都打算退兵了。偏偏這時蔡道恭病情加重，他就把堂弟驍騎將軍蔡靈恩、哥哥的兒子尚書郎蔡僧勰以及各位將領和佐官叫到跟前，說：“我受國家的大恩，卻不能消滅敵人，現在我病情越來越嚴重，看樣子撐不了多久了。你們一定要以死堅守氣節，彆讓我死了還留下遺憾！”大家都感動得流下眼淚。蔡道恭去世後，蔡靈恩代管州裡的事務，代替他守城。
六月癸未日，梁朝大赦天下。
北魏發生大旱災，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上奏說：“以前聖明的君主都看重糧食和布帛，輕視金銀和美玉。為什麼呢？因為糧食和布帛能養活百姓，安定國家，而金銀美玉沒什麼實際用處，還容易讓人道德敗壞。先帝深刻地認識到奢侈的危害，一心推崇節儉，甚至用紙張和絹帛做帳幕和屏風，用銅鐵做馬韁繩和馬嚼子，府庫裡的金銀，夠日常使用就行，不再購買囤積，以免浪費國家的錢財。到了景明初年，繼承了太平盛世的基業，四方邊境安寧，遠近都來歸附。於是進貢的物品接連不斷，商人也紛紛前來，各種進獻的東西，比平常多了一倍，金銀玉器常常有多餘的，可國家的開支卻總是不夠。如果不加以限製，恐怕每年的財政預算都無法保證，從現在起，不是特彆必要的東西，一律不接受。”北魏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秋季，七月癸醜日，角城的戍主柴慶宗獻城投降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元鑒派淮陽太守吳秦生率領一千多人前去接收。淮陰派來的援軍截斷了他們的去路，吳秦生多次交戰，把援軍打敗，最終占領了角城。甲子日，梁朝冊立皇子蕭綜為豫章王。
北魏李崇打敗了東荊州反叛的蠻族人，活捉了樊素安，又進軍討伐西荊州的各個蠻族部落，這些部落全都投降了。
北魏人聽說蔡道恭去世，攻打義陽更加猛烈，每天都短兵相接。曹景宗駐軍在鑿峴，卻不前進，每天隻是炫耀兵力，遊獵玩樂。皇上又派寧朔將軍馬仙琕去救援義陽，馬仙琕邊打邊前進，軍隊士氣很旺盛。元英在士雅山修築營壘，分彆命令各位將領埋伏在四周的山上，故意示弱。馬仙琕乘勝直接抵達北魏的包圍圈，突襲元英的營地；元英假裝戰敗逃跑，引誘馬仙琕追擊，到了平地，突然出兵攻擊。統軍傅永穿上鎧甲，手持長矛，單人匹馬率先衝入敵陣，隻有軍主蔡三虎在旁邊輔助，他們衝過了敵陣。梁朝士兵射箭，射中了傅永的左腿，傅永拔出箭又衝了進去。馬仙琕大敗，他的一個兒子戰死，馬仙琕隻好撤退。元英對傅永說：“您受傷了，先回營地吧。”傅永說：“以前漢高祖受傷後摸著腳，不想讓彆人知道。我雖然地位不高，但也是國家的一名將領，怎麼能讓敵人有打傷我方將領的名聲呢！”於是和各路軍隊一起追擊，日夜兼程才返回；當時傅永已經七十多歲了，軍中將士沒有不佩服他勇猛的。馬仙琕又率領一萬多人進攻元英，元英再次把他打敗，還殺了將軍陳秀之。馬仙琕知道義陽形勢危急，就拿出全部精銳部隊決戰，一天交戰三次，每次都大敗而歸。蔡靈恩實在沒有辦法了，八月乙酉日，向北魏投降。三關的守將聽說後，辛酉日，也棄城逃走了。
元英讓司馬陸希道寫捷報，嫌他寫得不夠好，就命令傅永修改。傅永沒有增加華麗的辭藻，隻是直接陳述軍事上的部署和關鍵要點，元英看了非常讚賞，說：“看這份謀劃，就算有堅固的城池，也守不住了。”當初，南安惠王因為參與穆泰的陰謀，被追奪了爵位和封邑。等到元英攻克義陽，朝廷就又封元英為中山王。
禦史中丞任昉上奏彈劾曹景宗，皇上因為他是功臣，就把這件事擱置一邊，沒有處理。
衛尉鄭紹叔對皇上忠心耿耿，在外麵聽到什麼消息，一絲一毫都不隱瞞。每次給皇上彙報事情，事情辦得好，他就把功勞歸給皇上；事情辦得不好，他就把過錯攬到自己身上，皇上因此很親近他。皇上下詔在南義陽設置司州，把州治移到關南，任命鄭紹叔為刺史。鄭紹叔修建城牆、護城河，修繕武器裝備，開墾農田，儲備糧食，招集流亡的百姓，百姓們都安居樂業。
北魏在義陽設置郢州，任命司馬悅為刺史。皇上派馬仙琕在三關以南修築竹敦、麻陽兩座城，司馬悅派兵攻打竹敦，把它攻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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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壬子日，梁朝任命吐穀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柔然侵犯北魏的沃野鎮和懷朔鎮，北魏皇帝下詔讓車騎大將軍源懷巡視北方邊境，指導軍事策略，根據需要征調軍隊，遇事都可以自行決斷處理。源懷到達雲中，柔然就逃走了。源懷認為用中原的辦法製服蠻夷，最好的辦法就是修築城郭。他回到恒州、代州，查看各鎮周圍的要害之地，以及可以築城設戍的地方，打算從東到西修築九座城，同時規劃好儲存糧食、儲備武器的事宜，以及讓各城之間能夠相互支援，像犬牙一樣交錯的形勢，一共五十八條建議，上奏給皇帝，說：“現在定都洛陽，離北方很遠，周邊一些國家有的可能會叛亂，再加上旱災饑荒，軍隊的兵器裝備十分之八都殘缺不全。我認為應該依照以前的軍鎮設置，讓它們東西相望，使形勢相互連接，築城設戍，在要害之地分兵把守，鼓勵農耕，儲備糧食，遇到緊急情況，就可以隨時出兵征討。那些柔然的騎兵強盜，終究不敢攻城，也不敢越過城池向南進犯。這樣，北方就沒有憂患了。”北魏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北魏太和十六年，高祖皇帝下詔讓中書監高閭和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過了很久都沒有完成。正好高祖去世，高閭也死了。景明年間，公孫崇擔任太樂令，呈上他調試的樂器和相關書籍。到了這時，世宗才命令八座以下的官員商議這件事。冬季，十一月戊午日，北魏下詔修建國學。當時北魏太平安寧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學術研究非常興盛，在燕、齊、趙、魏這些地方，講學授業的人數不勝數，登記在冊的弟子，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幾百人，各州舉薦優秀人才，各郡進貢孝廉，人數一年比一年多。
甲子日，北魏廢除用金銀贖罪的規定。
十二月丙子日，北魏下詔讓殿中郎陳郡人袁翻等人討論修訂法律條例，彭城王元勰等人監督此事。
己亥日，北魏皇帝前往伊闕。
皇上一向喜愛儒家學說，他覺得東晉、宋、齊雖然開設了國學，但不到十年就廢棄了，就算國學還存在，也隻是徒有其表，沒有實際的講授內容。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南北朝時期梁魏對峙的複雜局勢，其中的政治博弈、軍事交鋒與社會治理細節，折射出亂世中權力運作的邏輯與人性的多麵性，值得從多個維度深入解讀：
權力場的暗流湧動
北魏高肇通過控製宿衛、幽禁諸王鞏固權力，暴露了皇權交接期的脆弱性。彭城王勰的遭遇尤為典型——這位誌在山水的親王，因身處權力漩渦，即便主動避世仍難逃精神禁錮，其“鬱鬱不樂”的狀態，恰是封建宗室“欲退不能”的縮影。這種對宗室的嚴防死守，雖短期強化了中央集權，卻也削弱了統治集團的凝聚力，為後來的權力動蕩埋下伏筆。
南梁則呈現出另一種權力生態：曹景宗在義陽之戰中消極避戰卻因“功臣”身份免於追責，折射出梁武帝對軍事勳貴的妥協。這種“法外開恩”看似穩定了軍心，實則破壞了軍紀，間接導致義陽失守，暴露了南朝“重人情輕法度”的治理弊端。
軍事較量中的人性光輝與戰略短視
蔡道恭守義陽的百餘日，堪稱孤城抗敵的典範。他在糧儘兵寡、身染重病的絕境中，仍以“死固節”的信念激勵部眾，其臨終托孤的場景，將忠臣的家國情懷展現得淋漓儘致。而北魏傅永七十高齡帶箭衝鋒的壯舉，更詮釋了“老將不死”的血性——那句“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的呐喊，既是軍人榮譽的堅守，也是亂世中個體尊嚴的抗爭。
但雙方的戰略失誤同樣明顯：梁軍的致命問題在於指揮脫節——曹景宗頓兵不進與馬仙琕孤軍深入形成鮮明對比，暴露了南梁軍事調度的混亂；魏軍雖最終取勝，卻也暴露出“恃強輕謀”的隱患，若非蔡道恭病逝與梁軍配合失誤，義陽之戰的結局或可改寫。
製度改革與社會治理的破局嘗試
北魏邢巒關於“重粟帛輕金玉”的奏議，直擊當時財政積弊。他指出“金玉有餘而國用不足”的矛盾，主張限製奢侈品進貢，本質上是試圖通過調整經濟結構實現“藏富於國”。這種重農抑商的思路雖符合農耕文明的現實需求，但未能觸及土地兼並等根本問題，改革深度有限。
源懷的“築城戍邊”計劃則展現了長遠戰略眼光。在柔然頻繁襲擾的背景下，他提出的“九城聯防、勸農積粟”方案，將軍事防禦與經濟開發相結合，既鞏固了邊防，又推動了邊疆漢化，為後來北魏邊疆穩定奠定了基礎。這種“以夏製夷”的智慧，超越了單純的軍事思維，體現了治理邊疆的成熟考量。
文化教育的複興與困境
北魏“營繕國學”與學業大盛的景象，與南梁“國學虛設”形成鮮明對比。燕趙齊魯間“教授者不可勝數”的盛況，既是北魏漢化政策的成果，也反映了戰亂中民眾對穩定價值體係的渴求。而梁武帝雖“雅好儒術”，卻未能改變東晉以來國學“有其名無其實”的現狀，暴露了南朝政權在文化建設上的功利性——更多將教育視為裝點門麵的工具，而非治國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同時推進“議定雅樂”“修定律令”等文化工程，體現了鮮卑政權對“製度正統性”的追求；南梁廢除“以金贖罪”則試圖淨化司法，這些改革雖因時代局限未能徹底推行，卻共同構成了南北朝時期“製度競爭”的重要內容。
結語
這段史料如同一麵多棱鏡，映照出亂世中的生存法則：權力的博弈往往以犧牲人性為代價，軍事的勝負不僅取決於力量對比更關乎信念與謀略，而製度的優劣則決定著政權的長遠生命力。無論是蔡道恭的堅守、傅永的勇武，還是邢巒的務實、源懷的遠見，都在提醒我們：在宏大的曆史敘事中，個體的選擇與抗爭，始終是推動文明進步的隱秘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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