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在壬寅年的時候，魏國的中山王英跑去攻打雍州。
庚戌日，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跟魏國的王足統帥的紀洪雅、盧祖遷乾了一仗，結果輸得那叫一個慘，魯方達等十五個將領全部戰死。壬子日，王景胤他們又跟盧祖遷交戰，又敗了，王景胤等二十四個將領也都戰死。
這邊楊公則到了洛口，跟魏國豫州長史石榮打起來，還把石榮給砍了。甲寅日，將軍薑慶真跟魏軍在羊石乾仗，沒打贏，楊公則就退兵到馬頭屯著。
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變，跑去投降魏國了。
魏國太極殿西邊長了個靈芝，魏主拿給侍中崔光看。崔光就寫了個報告，說：“這玩意兒啊，就像《莊子》裡說的‘氣蒸成菌’。這種軟軟脆脆的東西，一般在那些臟亂差的地兒長，不該在高大上的殿堂裡冒出來。現在突然有了，長得還挺茂盛，確實挺稀奇。以前啊，野樹長到朝堂，野鳥飛進宗廟，古人都覺得這是要敗亡的兆頭。所以太戊、中宗遇到這種事兒就趕緊修德，後來殷朝就昌盛起來啦，這就是所謂的‘家裡要發財，怪事兒先出現；國家要興旺，妖象先冒頭’。現在西南兩邊還在打仗，京城附近大旱好久了，老百姓累得夠嗆，東西也都沒啥收成，這情況可嚴重了。皇帝老兒您得關心關心啊。希望陛下您能上點心，更新一下治國之道，少熬夜喝酒找樂子，好好保養身體，這樣魏國的國運就能一直旺旺旺，您的壽命也能像山一樣長啦。”為啥崔光這麼說呢，因為這魏主就喜歡吃喝玩樂。
九月己巳日，楊公則他們跟魏國揚州刺史元嵩交戰，楊公則又輸了。
冬天十月丙午日，皇上大規模討伐魏國，讓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統領北討的各路軍事，尚書右仆射柳惔當副手，王公貴族們都上交自己封國的租子和田裡的糧食來支援軍隊。臨川王宏的軍隊就駐紮在洛口。
楊集起、集義擁立楊紹先當皇帝，他倆自己也都稱王了。十一月戊辰初一，魏國派光祿大夫楊椿帶兵去收拾他們。
魏王足把涪城給圍了，蜀地的人嚇得不行，益州守城投降魏國的十有二三，老百姓主動登記戶籍的就有五萬多戶。刑巒給魏主打報告，說要趁熱打鐵拿下蜀地，他說：“建康和成都離得老遠了，陸路不通，就靠水路。水軍往西走，沒個一年半載到不了。益州外麵沒援軍，這是第一個能拿下的理由。之前劉季連造反，鄧元起圍攻，把物資啥的都耗光了，官吏和老百姓都不想死守了，這是第二個理由。蕭淵藻就是個年輕的公子哥，不懂治理事務，以前的名將好多都被關起來或者殺了，現在他用的都是身邊的年輕人，這是第三個理由。蜀地就靠劍閣天險，現在咱們拿下南安，已經把險地占了，蜀地咱們已經占了三分之一。從南安到涪城，大路寬敞隨便走，他們前麵的軍隊老打敗仗，後麵的人都嚇破膽了，這是第四個理由。蕭淵藻是蕭衍的親骨肉，肯定不想死，如果咱們拿下涪城，他被困在城裡，肯定得跑路。要是他出來打，蜀地的士兵又菜又膽小，弓箭啥的也不行，這是第五個理由。我呢，就是個文官，不懂打仗，全靠將士們給力，才有了點小勝利。咱們已經拿下險地，民心也順服了，看涪城和益州，感覺很快就能拿下。就是現在兵少糧不夠，不太適合馬上進攻。現在不拿，以後就難了。而且益州那地方可富了，有十萬戶人家，比壽春、義陽劃算三倍呢。朝廷要是想進攻，這機會可彆錯過。要是想守著邊境讓老百姓安穩，那我在這兒也沒啥事兒，就想回家照顧父母啦。”魏主回複說：“平蜀這事兒，等以後再下命令。現在敵人還沒搞定，彆拿照顧父母當借口！”刑巒又打報告說：“以前鄧艾、鐘會帶十八萬人，把全國的物資都用上，才勉強把蜀地拿下，為啥呢？就是拚實力唄。我又沒古人那麼厲害，咋能用兩萬人就想著平蜀呢！我為啥敢這麼說，是因為咱們占了險要之地，當地的老百姓也向往正義。咱們去容易，他們來難，量力而行，感覺能拿下。現在王足已經逼近涪城，要是拿下涪城，益州就跑不了啦，就是時間早晚的事兒。而且梓潼已經有好幾萬戶歸附咱們了，朝廷咋能不守呢！還有，劍閣那可是天險，得了又扔了，多可惜呀！我也知道打仗這事兒危險，不好辦。自從軍隊過了劍閣，我頭發都白了，天天擔驚受怕，心裡彆提多煎熬了。我為啥還堅持呢，是因為得了這塊地又退走不守，怕對不起陛下給我的官兒和俸祿呀。我想先拿下涪城，再慢慢推進。要是拿下涪城，就把益州分成兩半，切斷水陸要道。他們外麵沒援軍，孤城一座，咋能守得住呢！我現在想讓軍隊一個接一個，聲勢連起來，先保證安全，再圖立功。拿下了那好處可大了，拿不下咱也能自保。還有啊，巴西和南鄭離得老遠，有一千四百裡，離州府遠，老是不安定。以前南朝在的時候，因為不好管，還設立過巴州，來鎮住夷、獠這些少數民族，後來梁州覺得有好處，就上表撤了。那地方的老百姓，像嚴、蒲、何、楊這些大族，雖然大多住在山裡，但豪門大族可不少，文化人也挺多，就是因為離州府遠，沒辦法當官。州裡的重要職位，他們根本沒機會，所以心裡不爽，老想搞點事兒。之前道遷起義的時候，嚴玄思自己號稱巴州刺史，城拿下後，還讓他管事。巴西那地兒方圓千裡，有四萬多戶，要是在那兒設個州，管住漢族和少數民族，老百姓肯定樂意，從墊江往回，都不用打仗，就自動歸咱們啦。”但魏主沒聽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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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魏主讓王足代理益州刺史。皇上派天門太守張齊帶兵去救益州，還沒到呢，魏主又換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當益州刺史。王足知道後，不開心，直接帶兵回去了，所以蜀地就沒被魏國拿下。過了好久，王足從魏國跑來投降了。刑巒在梁州的時候，對豪門大族很客氣，對老百姓也挺好，州裡的人都挺喜歡他。刑巒拿下巴西後，讓軍主李仲遷守著。這李仲遷沉迷酒色，把軍糧啥的都揮霍光了，辦公的事兒找他都找不到人。刑巒氣得牙癢癢，李仲遷害怕了，就想叛變，結果城裡的人把他腦袋砍了，獻城投降。
十二月庚申日，魏國派驃騎大將軍源懷去討伐武興的氐族，刑巒他們都得聽源懷指揮。
司徒、尚書令謝朏因為母親去世，離職回家守孝去了。
這一年，糧食大豐收，一斛米才三十文錢。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節選自南北朝時期的史書，生動展現了梁魏之間的軍事交鋒與社會風貌，從中可窺探出這一分裂時代的多重曆史麵相，以下從幾個維度進行評論：
軍事對抗：南北勢力的拉鋸與戰略博弈
梁魏攻防的膠著態勢：從八月魏中山王英寇雍州，到十月梁武帝大舉伐魏，雙方在雍州、揚州、益州等多個戰場展開激戰，互有勝負。梁軍雖有楊公則斬魏將石榮的小勝，但更多時候處於被動——魯方達、王景胤等將領接連戰敗身死，楊公則在洛口、羊石等地一再退守，反映出梁軍在戰鬥力、指揮協調上的短板。魏軍則展現出更強的攻勢，尤其是王足圍攻涪城時，蜀地“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一度逼近拿下益州。但北魏內部的戰略分歧如魏主否決邢巒取蜀之策）、將領矛盾王足因換帥不滿而撤軍），最終讓其錯失滅蜀良機，可見內部決策效率與將領配合對戰爭走向的關鍵影響。
邢巒的戰略眼光與現實局限：邢巒的兩次上表堪稱南北朝戰略分析的經典。他從地理蜀地孤立、劍閣天險已破）、民心益州經戰亂後“資儲空竭”）、敵方主帥蕭淵藻“裙屐少年”）等維度論證取蜀可行性，甚至提出在巴西設州以穩定地方的長遠規劃，展現出超越時代的戰略視野。但魏主的保守“當更聽後敕”）與對將領的猜忌臨陣換帥），最終讓這一計劃流產。這也折射出南北朝時期中央集權與地方將領的矛盾：君主既依賴將領開疆拓土，又忌憚其功高震主，這種張力往往成為軍事行動的絆腳石。
政治與社會：災異觀、統治術與民生
災異與政治的互動：北魏太極殿生“芝”實為菌類），崔光借題發揮，以“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為喻，勸諫魏主“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這一細節並非迷信，而是古代“天人感應”思想的典型應用——大臣借自然異象規諫君主，本質是以傳統倫理約束皇權。魏主“好宴樂”的背景，更凸顯了崔光勸諫的現實針對性，也反映出北魏中期皇權與士大夫階層的互動模式。
民生與經濟的隱憂：史料中“郊甸之內，大旱逾時，民勞物悴”與“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形成鮮明對比。後者看似豐收，實則可能是局部現象如梁統治區），而前者揭示了戰爭對北魏統治區的破壞——軍事征伐導致“民勞”，旱災加劇“物悴”，底層民眾成為最大受害者。梁武帝“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的政策，雖暫時緩解了軍費壓力，卻也變相加重了官僚與百姓的負擔，為後續社會矛盾埋下伏筆。
人物群像：亂世中的不同選擇
崔光：作為北魏重臣，他以災異為切入點勸諫，既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諫諍”精神，也暗含對北魏國運的憂慮，是傳統知識分子“以道事君”的代表。
邢巒：兼具軍事才能與政治遠見，卻因皇權掣肘而壯誌難酬，其遭遇是南北朝時期有識之士的共同困境——時代的分裂與皇權的專製，讓個人能力難以充分施展。
王足：因換帥不滿而撤軍，甚至最終“自魏來奔”，反映出亂世中將領的投機性與流動性，忠誠往往讓位於個人利益。
楊集起、集義：在武興立楊紹先為帝，是地方勢力趁南北混戰割據自立的縮影，也印證了南北朝時期“中央弱則地方強”的規律。
曆史啟示：分裂時代的共性邏輯
這段史料雖短，卻濃縮了南北朝的核心矛盾：統一趨勢與分裂現實的博弈。梁魏雙方都試圖通過軍事手段擴大疆域，但內部的權力鬥爭、戰略短視、民生問題，始終製約著統一的進程。
同時，無論是崔光借災異進諫，還是邢巒規劃設州治理，都體現了亂世中“秩序重建”的努力——即便在分裂時期，統治者與士大夫仍在探索穩定統治、整合資源的路徑，這些嘗試也為後來的隋唐統一積累了經驗。
總之，這段記載不僅是一場戰爭的記錄，更是一幅亂世眾生相：有野心與權謀，有理想與無奈，有破壞與重建。讀懂這些細節，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南北朝為何是中國曆史上“黑暗”與“孕育”並存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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