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甲午年）
春天二月丁亥日，梁武帝親自耕種籍田，然後宣布大赦天下。以前宋、齊時期，耕種籍田是在正月，到這時開始改在二月，並且舉行齋戒儀式祭祀先農。
北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年紀大了，和他的子孫們一起搜刮錢財，貪得無厭，轄區內的百姓苦不堪言，都吵吵著要造反。北魏皇帝派中書舍人劉桃符去慰問安撫田益宗，劉桃符回來後，向皇帝報告了田益宗侵擾百姓的情況。皇帝就下詔書給田益宗說：“桃符告訴我，你兒子田魯生在淮南貪婪暴虐，要是一直這樣，會損害你對國家的忠誠和功勞。你可以讓田魯生到京城來，我會給他安排官職任用。”可是田魯生很久都沒去京城，於是皇帝下詔調田益宗為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擔心他不肯交出職權，就派後將軍李世哲和劉桃符帶兵去襲擊他，突然攻入廣陵。田魯生和他弟弟田魯賢、田超秀都逃到了關南，還招來梁兵，攻下了光城以南的各個據點。梁武帝任命田魯生為北司州刺史，田魯賢為北豫州刺史，田超秀為定州刺史。三月，北魏李世哲攻打田魯生等人，把他們打敗了，又重新設置了郡縣和據點。田益宗被調回洛陽，授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的官職。田益宗上表說自己是被劉桃符誣陷的，還說“田魯生等人是被劉桃符逼迫才造反的，請求把劉桃符抓來和我當麵辯明真假”。皇帝下詔不同意，說：“已經大赦過了，不能再為此事立案追查。”
秋天七月乙亥日，梁武帝封皇子蕭綸為邵陵王，蕭繹為湘東王，蕭紀為武陵王。
冬天十月庚辰日，北魏皇帝派驍騎將軍馬義舒去慰問勸諭柔然。
之前北魏王足入侵梁朝的時候，梁武帝命令寧州刺史涪城人李略去抵禦，還答應等戰事結束後，讓他當益州刺史。王足退兵後，梁武帝卻沒兌現承諾，李略心裡不滿，就有了反叛的想法，結果梁武帝把他殺了。李略哥哥的兒子李苗逃到了北魏，步兵校尉泰山人淳於誕曾經做過益州主簿，從漢中進入北魏，這兩人一起給北魏皇帝獻上奪取蜀地的計策，北魏皇帝相信了他們。辛亥日，任命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率領十五萬步兵和騎兵入侵益州；命令益州刺史傅豎眼從巴北出兵，梁州刺史羊祉從涪城出兵，安西將軍奚康生從綿竹出兵，撫軍將軍甄琛從劍閣出兵；乙卯日，任命中護軍元遙為征南將軍，都督鎮遏梁州、楚州。遊肇勸諫說：“現在連年水旱災害，老百姓不適合再服勞役了。以前開拓領土，都是因為對方城主主動歸順，所以出兵沒怎麼打仗就成功了。現在這些出謀劃策的人，真假難辨，有些人可能是對梁朝有怨恨，不能完全相信他們。蜀地地勢險要，防守嚴密，怎麼能僅憑一些不靠譜的說法就出動大軍呢！開頭不謹慎，後悔都來不及啊！”但皇帝沒聽他的。任命淳於誕為驍騎將軍，封李苗為代理龍驤將軍，讓他們都兼任向導統軍。
投降北魏的王足出主意，請求在淮河上修築堤壩，用水灌壽陽。梁武帝覺得這主意不錯，就派水利工程師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去查看地形，兩人都說“淮河裡麵的沙子土質疏鬆，不堅固，這工程搞不成”。梁武帝不聽，征發徐州、揚州的百姓，大概每二十戶抽五名壯丁來修築堤壩，任命太子右衛率康絢為都督淮上諸軍事，在鐘離負責監督堤壩的修建。參與工程的民工和士兵加起來有二十萬，南起浮山，北到巉石，沿著河岸堆土，在河中間合攏築成堤壩。
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楊津為華州刺史。楊津是楊椿的弟弟。以前，官府征收調絹的時候，所用的尺子特彆長，辦事的官員還互相勾結，一起坑害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楊津下令都按照標準的公尺來，那些交上來的絹質量特彆好的，就賞賜一杯酒；交上來的質量差點的，也照樣收下，隻是不賜酒，讓他們知道羞愧。這樣一來，大家都互相勉勵，官府收到的調絹比以前更好了。
北魏太子年紀還小，每次進出東宮，身邊隻有左右乳母陪著，東宮的官員都不知道。詹事楊昱上奏說：“懇請從今往後，召喚太子一定要有皇上親手寫的敕令，讓我們這些官員跟著護衛。”北魏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命令值班的東宮官員一直護送到萬歲門。
北魏禦史中尉王顯問治書侍禦史陽固：“我當太府卿的時候，府庫充實，你覺得怎麼樣？”陽固說：“您把百官俸祿的四分之一都收走了，州郡上交的贓款和贖罪的財物，也都送到京城，用這些來充實府庫，這可不算多。而且‘與其有搜刮錢財的臣子，還不如有盜竊財物的臣子’，這能不警惕嗎！”王顯聽了不高興，找了個事兒上奏免除了陽固的官職。
【內核解讀】
在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這一曆史節點，諸多事件深刻反映了當時南梁與北魏複雜的政治、軍事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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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方麵，梁武帝蕭衍在這一年展現出了剛愎自用的一麵。北魏降人王足提議堰淮水以灌壽陽，蕭衍未充分考量實際情況便貿然采納。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都明確指出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築堰工程難以成功，可蕭衍對此置若罔聞。他強征徐、揚百姓，二十戶取五丁，投入二十萬人力開展這項艱巨工程。這一決策不僅罔顧專業意見，還極大加重了百姓負擔，嚴重消耗了民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也極大損害了朝廷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從政治角度看，蕭衍此舉是典型的盲目決策，為了實現軍事目的，全然不顧民生與工程可行性，反映出他在統治後期逐漸脫離實際，獨斷專行。
北魏這邊，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的事件凸顯了其內部的腐敗與管理問題。田益宗年老後，與子孫大肆聚斂，致使部內百姓深受其害，甚至引發了民眾反叛的聲音。北魏朝廷在處理此事時，舉措失當。先是派遣劉桃符慰勞，而後又在未妥善溝通的情況下，倉促詔令田益宗調任，進而派李世哲等人率兵襲擊。這一係列行動不僅未能有效解決田益宗家族帶來的問題，反而導致田魯生等人投奔南梁，還引發了南梁對光城以南諸戍的攻取。北魏在處理內部官員腐敗和地方穩定問題上，缺乏係統性和前瞻性，過於簡單粗暴，導致局麵愈發失控。
此外，北魏對蜀地的征伐決策也飽受爭議。李苗和淳於誕獻策取蜀，魏主未深入權衡利弊，便任命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調集十五萬步騎準備進攻益州。遊肇的勸諫切中要害，當時北魏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再承受勞役，且蜀地險隘，鎮戍嚴密，僅憑降人的計策就貿然興兵，實在過於草率。魏主不聽勸諫，執意伐蜀，這一決策反映出北魏統治者在軍事決策上的衝動與短視，沒有充分考慮國內經濟民生以及軍事行動的實際困難。
總體而言，天監十三年，南梁與北魏在決策層麵都出現了嚴重失誤。南梁蕭衍為實現軍事目標而忽視民生與專業建議，北魏則在處理內部問題和對外軍事行動上缺乏周全考量。這些失誤不僅給當時的百姓帶來了沉重災難，也對兩國未來的發展走向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為後續的局勢變化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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