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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3章 高祖武皇帝四(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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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紀四,從公元515年乙未年)到公元518年戊戌年),共四年。

天監十四年公元515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乙巳初一,梁武帝在太極殿給太子舉行加冠禮,然後大赦天下。

辛亥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

甲寅日,北魏皇帝生病;丁巳日,在式乾殿駕崩。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於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郡人侯剛,到東宮迎接太子元詡,來到顯陽殿。王顯想等到天亮再舉行即位儀式,崔光說:“皇位不能空著哪怕一會兒,還等什麼天亮!”王顯說:“得奏明皇後。”崔光說:“皇帝駕崩,太子即位,這是國家的常規製度,哪需要皇後下令!”於是崔光等人請太子停止哭泣,站在東邊的台階下;於忠和黃門郎元昭扶著太子麵向西哭了十多聲,就喊停。崔光暫代太尉之職,捧著策書獻上玉璽和綬帶,太子跪著接受,穿上皇帝的禮服,登上太極殿,正式即位。崔光等人和當晚值班的官員站在庭院中,麵朝北磕頭,高呼萬歲。元昭是元遵的曾孫。

高皇後想殺掉胡貴嬪,中給事譙郡人劉騰把這事告訴了侯剛,侯剛又告訴了於忠。於忠向崔光問計,崔光就讓把胡貴嬪安置到彆的地方,嚴加看守,從此胡貴嬪對這四個人感激不儘。戊午日,北魏大赦天下。己未日,召回所有西征和東防的軍隊。驃騎大將軍廣平王元懷帶病進宮吊唁,直接走到太極殿西邊的廊屋,悲痛大哭,喊著侍中、黃門、領軍、二衛等官員,說:“我要上殿去哭吊先帝,還得去見皇上。”眾人都驚訝地互相看著,沒人敢回應。崔光披散著喪服,揮舞著手杖,引用漢光武帝駕崩後趙熹扶諸王下殿的舊事,聲色俱厲,聽到的人都稱讚他做得好。元懷哭聲和眼淚都止住了,說:“侍中用古人的道理來約束我,我哪敢不服?”於是就回去了,還頻繁派身邊的人來道謝。

在這之前,高肇獨攬大權,尤其忌憚在宗室中有聲望的人。太子太保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詆毀,害怕自己性命不保,就整天喝酒,行為像瘋子一樣,朝廷的重要事務都不參與。等到魏世宗駕崩,高肇在外帶兵,朝廷和民間都人心惶惶。於忠和門下省官員商議,覺得肅宗年紀小,不能親自處理朝政,應該讓太保高陽王元雍住進西柏堂,處理日常政務,任命任城王元澄為尚書令,總管百官事務,上奏給皇後,請求馬上批準任命。王顯向來受魏世宗寵信,仗著權勢作威作福,被世人厭惡,他擔心自己不被元澄等人容下,就和中常侍孫伏連等人密謀扣下門下省的奏章,假傳皇後的命令,讓高肇錄尚書事,任命王顯和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於忠等人聽說後,借口王顯侍奉治療皇帝無效,在宮中把他抓起來,下詔削去他的爵位和官職。王顯被抓的時候大喊冤枉,值閣衛士用刀環撞擊他的腋下,把他押送到右衛府,過了一晚就死了。庚申日,下詔按照門下省所奏的內容執行,百官各負其責,聽從兩位王爺的指揮,朝廷內外都心悅誠服。

二月庚辰日,尊皇後為皇太後。

北魏皇帝寫信給高肇,以自己的名義宣告皇帝駕崩的消息,並且召他回來。高肇得知變故,又擔憂又害怕,從早到晚哭泣,變得十分憔悴。回到瀍澗的時候,家人來迎接他,他都不見。辛巳日,到了宮闕之下,穿著喪服號哭,登上太極殿儘情哀悼。高陽王元雍和於忠秘密謀劃,讓直寢邢豹等十多人埋伏在舍人省下麵,高肇哭完,被引進西邊的廊屋,清河諸王都偷偷地議論,看著他。高肇進入舍人省,邢豹等人就把他勒死了,然後下詔公布他的罪行,說高肇是自殺,其餘的親黨一概不追究,削除他的官職和爵位,用士人的禮節安葬他;到了黃昏,從廁所門抬出屍體送回他家。

北魏攻打蜀國的時候,軍隊到了晉壽,蜀地的人震驚恐懼。傅豎眼率領三萬步兵攻打巴北,梁武帝派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的小路進入北魏的益州,招引氐族和蜀地百姓,截斷北魏的運糧道路。正好北魏大軍往北回撤,任太洪就襲擊攻破了北魏東洛、除口兩個據點,還宣稱梁兵馬上就到,氐族和蜀地百姓紛紛響應他。任太洪進而包圍關城,傅豎眼派統軍薑喜等人攻打任太洪,把他打得大敗,任太洪放棄關城逃走了。

癸未日,北魏任命高陽王元雍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元懌為司徒,廣平王元懷為司空。

甲午日,北魏把宣武皇帝安葬在景陵,廟號世宗。己亥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月甲辰初一,讓高太後出家做尼姑,搬到金墉瑤光寺居住,不是重大節日慶典,不得進宮。

北魏左仆射郭祚上表說:“蕭衍狂妄悖逆,打算截斷河流,百姓勞役困苦,他的滅亡已經有征兆了;應該派將領出兵,長驅直入去討伐他。”北魏下詔讓平南將軍楊大眼督率各路軍隊鎮守荊山。

北魏於忠既在門下省任職,又總管宮廷宿衛,於是獨攬朝政,權勢一時無人能及。當初,太和年間,國家軍事和政務繁多,高祖因為費用不足,把百官的俸祿減少了四分之一,於忠下令全部恢複原來減少的俸祿。過去的製度規定,百姓交稅,每交一匹絹要另外交八兩綿,每交一匹布要另外交十五斤麻,於忠把這些規定都廢除了。乙醜日,下詔讓文武百官各晉升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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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四月,浮山堰修成後又崩塌了。有人說蛟龍能乘著風雨破壞堤壩,蛟龍討厭鐵;於是運來東西兩冶的鐵器幾千萬斤沉到水裡,可還是沒能把堤壩合攏。就砍伐樹木做成井欄一樣的結構,填上大石頭,再在上麵加土;沿著淮河百裡內,不管大小的樹木和石頭都被用光了,挑擔的人肩膀都磨穿了,夏天的時候還瘟疫流行,死的人一個挨著一個,蒼蠅蚊蟲從早到晚嗡嗡叫。

北魏梁州刺史薛懷吉在沮水打敗叛亂的氐人。薛懷吉是薛真度的兒子。五月甲寅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打敗叛亂的氐人,解除了對武興的圍困。

六月,北魏冀州有個和尚叫法慶,用妖術迷惑眾人,和勃海人李歸伯等人發動叛亂,推舉法慶為首領。法慶娶尼姑惠暉為妻,封李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己號稱大乘。還配製了瘋狂的藥物,讓人吃了之後,父子兄弟都不認識,隻知道殺人。刺史蕭寶寅派兼長史崔伯驎去攻打他們,崔伯驎戰敗身亡。叛軍勢力越來越大,所到之處毀壞寺廟,斬殺僧尼,燒毀經書佛像,說“新佛出世,要除去眾魔”。秋天七月丁未日,下詔任命代理右光祿大夫元遙為征北大將軍去討伐他們。

北魏尚書裴植,自認為門第不比王肅低,覺得朝廷給他的職位不夠高,心裡常常不痛快,上表請求辭官去嵩山隱居,魏世宗沒答應,還很責怪他。等到他當上尚書,誌氣驕橫,常常對人說:“不是我需要尚書這個職位,是尚書這個職位需要我。”每次進宮參與議論朝政,喜歡當麵譏諷詆毀其他官員,又上表彈劾征南將軍田益宗,說:“漢人和夷人不是同類,不應該讓夷人地位在世代為官的漢人之上。”於忠和元昭聽到這些話,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尚書左仆射郭祚,一直熱衷於往上爬,自認為是東宮太子的師傅,向尚書省遞交辭呈,希望能封侯,獲得儀同三司的職位,下詔任命郭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郭祚和裴植都厭惡於忠專橫,就偷偷勸高陽王元雍把於忠弄走;於忠聽說後,大發雷霆,讓有關部門誣陷他們有罪。尚書上奏說:“羊祉告發裴植姑姑的兒子皇甫仲達說:‘受裴植的指使,假稱接到詔令,率領部下想要謀害於忠。’我們徹底追查,他的供詞不承認,但眾人的證詞明確,按照法律應該判處死刑。眾人的證詞雖然沒提到裴植,但都說‘皇甫仲達是受裴植指使,裴植召皇甫仲達責問卻不告發’。推斷情況,其中不同的緣由難以分辨清楚,不能當作普通案件,有所減輕處罰,按照皇甫仲達的情況,應該判處裴植死刑。裴植曾親自率領城中民眾,歸附王化,依照法律上奏,請皇上裁決。”於忠假傳詔書說:“既然有這樣的陰謀,罪行不可饒恕;雖然有歸附朝廷的誠心,也不容上奏商議,也不必等到秋分行刑。”八月己亥日,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韋俊都被賜死。韋俊是郭祚的親家。於忠又想殺高陽王元雍,崔光堅決不同意,於是免去元雍的官職,讓他以王爺的身份回家。朝廷內外都覺得冤枉氣憤,對這件事無不咬牙切齒。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生動展現了南北朝時期天監十四年公元515年)南梁與北魏的政治風雲,其中北魏的權力更迭尤為驚心動魄,折射出中古時期皇權鬥爭的殘酷邏輯與時代特征,可從以下幾個維度展開評論:

權力真空期的“閃電交接”:皇權合法性的瞬間博弈

北魏宣武帝猝然離世後,崔光、於忠等人以“天位不可暫曠”為由,跳過皇後審批環節,連夜擁立太子元詡即位,這一操作堪稱古代皇權交接的“應急範本”。其背後是對權力真空風險的精準預判——高肇在外擁兵、宗室覬覦權位,任何拖延都可能引發內亂。

崔光引用“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的典故壓製廣平王懷的越禮行為,本質是用“傳統禮法”為緊急決策背書,既體現了儒家政治倫理對皇權運作的約束,也暴露了“禮法”在權力鬥爭中淪為工具的現實。這種“先上車後補票”的操作,印證了錢穆所言“中國傳統政治中,‘法’常讓位於‘勢’”的特點。

後宮與外戚的權力漩渦:從“保位”到“覆滅”的轉瞬之間

北魏的權力鬥爭中,女性角色的作用尤為突出:

高太後欲殺胡貴嬪後來的胡太後),體現了後宮“母憑子貴”的生存法則——胡貴嬪誕下太子,已成高後權力的直接威脅;

劉騰、侯剛等人保護胡貴嬪,本質是押注未來的政治投資,最終胡貴嬪“深德四人”,為日後北魏“宦官專權”埋下伏筆。

而外戚高肇的覆滅則更具戲劇性:他前期擅權打壓宗室,卻在宣武帝死後失去靠山,被高陽王雍與於忠設計誅殺,屍體從“廁門”送出,極儘羞辱。這一結局揭示了外戚權力的悖論——依附皇權而興,也必因皇權更迭而亡,其興衰全係於皇帝個人的信任,毫無製度根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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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集團的“站隊”與“洗牌”:權力鬥爭中的生存邏輯

北魏朝堂的官員們在這場變局中展現了複雜的政治選擇:

任城王澄為避高肇迫害,“終日酣飲如狂”,以“自汙”求自保,反映了權臣當道時宗室的無奈;

王顯因“恃勢使威”被於忠等人借“侍療無效”之名誅殺,實質是新掌權者對舊勢力的清算;

裴植、郭祚因不滿於忠專權而密謀反抗,最終被誣陷賜死,暴露了官僚集團內部“非友即敵”的殘酷規則——在絕對權力麵前,“異議”即“死罪”。

這些案例共同構成了一幅中古官場的生存圖景:個人命運不取決於能力或操守,而取決於對權力核心的“忠誠度”與“敏感度”。

民變與邊患:底層危機與帝國擴張的困境

與此同時,北魏的底層矛盾與邊境衝突也在加劇:

冀州沙門法慶以“大乘”為號作亂,用“狂藥”蠱惑民眾“父子兄弟不相認,唯以殺害為事”,燒毀寺廟、斬殺僧尼,看似是宗教狂熱,實則反映了底層民眾在賦稅、徭役壓迫下的絕望——當時北魏“民稅絹一匹彆輸綿八兩,布一區彆輸麻十五斤”,於忠雖短暫廢除,但長期的壓迫已積累了巨大民怨。

南梁與北魏在蜀地、荊山的拉鋸戰,以及浮山堰修建中“緣淮百裡內木石無巨細皆儘,死者相枕”的慘狀,則揭示了南北對峙下“以民為芻狗”的戰爭邏輯——政權合法性的競爭,最終往往轉化為對底層人力物力的無度榨取。

曆史的隱喻:權力更迭中的“循環困境”

從宣武帝去世到於忠專權,北魏的權力鬥爭呈現出典型的“循環模式”:高肇專權→被清算→於忠專權→誅殺異己→朝野怨憤,每一次權力交替都以“反專權”為名,最終卻陷入新的“專權”。這種循環背後,是北魏缺乏穩定的權力製衡機製——既沒有成熟的官僚體係約束皇權,也沒有製度化的繼承規則,權力始終在“個人專斷”與“暴力清算”之間搖擺。

這一時期的北魏,恰是其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胡太後日後的亂政、六鎮之亂的爆發,其根源已在這場權力更迭中埋下。而南梁雖暫時穩定,但“浮山堰成而複潰”的細節,也暗示了蕭衍統治下“好大喜功”背後的隱患。

總之,這段記載如同一個切片,將中古時期王朝的權力運作、階級矛盾、宗教影響與民族衝突濃縮其中,讓人看到:在製度尚未成熟的時代,“穩定”往往隻是權力平衡的暫時結果,而“動蕩”才是皇權遊戲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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