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庚子日，梁朝任命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仆射袁昂為左仆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仆射。王暕是王儉的兒子。
張齊多次從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傅豎眼派虎威將軍強虯攻打信義將軍楊興起，把他殺了，又奪回白水。寧朔將軍王光昭在陽平也吃了敗仗，張齊親自率領兩萬多勇猛之士與傅豎眼交戰。秋天七月，張齊的軍隊大敗，往回逃竄，小劍、大劍等地的戍守官兵都棄城而逃，東益州又重新被北魏占據。
八月乙巳日，北魏任命胡國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國珍年紀大了，太後其實不想讓他外出任職，隻是想給他個地方長官的榮耀；所以最終他也沒去上任。
康絢回朝後，張豹子就不再修整淮河堰。九月丁醜日，淮河水突然大漲，淮河堰被衝毀，那聲音像打雷一樣，三百裡外都能聽見，淮河沿岸的城戍和村落十多萬人都被衝進海裡。當初，北魏擔心淮河堰，任命任城王元澄為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率領十萬大軍，打算從徐州出發來攻打淮河堰；尚書右仆射李平認為：“不用動用兵力，淮河堰最終也會自己壞掉。”等到聽說淮河堰被衝毀，太後十分高興，給李平的賞賜很豐厚，元澄也就沒出兵。
壬辰日，梁朝大赦天下。
北魏胡太後多次到宗室親戚、有功顯貴的家裡去，侍中崔光上表勸諫說：“按照《禮》的規定，諸侯如果不是去探病或吊喪就進入臣子家中，這就叫君臣之間相互戲謔。這沒提到王後夫人，是因為明確沒有王後夫人到臣子家中的道理。夫人，父母在世時可以回娘家省親，父母去世後就派卿去娘家慰問。漢朝上官皇後要廢掉昌邑王時，霍光，是她的外祖父，又身為宰輔，皇後仍然坐在武帳中接見群臣，以此顯示男女有彆。現在皇族正在繁衍，有功顯貴不斷升遷，各種請托之事越來越多，恐怕會成為一種慣例。希望陛下減少出遊到臣下家中的活動，那麼天下百姓都會有所依靠，世間萬物都會喜悅。”
任城王元澄認為北邊鎮將的選拔越來越不被重視，擔心賊寇窺探邊境，祖宗陵寢受到威脅，上奏請求慎重選拔鎮將，加強警備，太後下詔讓公卿大臣們商議此事。廷尉少卿袁翻發表意見，認為：“近來邊境州郡官員選拔不慎重，隻看資曆等級。有的任用貪汙之人，大量設置戍守巡邏的地方，安排很多將領；有的任用自己身邊的姻親；有的接受彆人財物請托。這些人都沒有防範賊寇的心思，隻有搜刮錢財的想法。那些勇猛的士兵，被驅使去搶劫掠奪，如果遇到強敵，就會淪為奴隸俘虜，要是有所繳獲，就據為己有。那些老弱病殘的士兵，稍微懂點打鐵、木工之類的手藝，沒有不被搜刮到軍營裡，受儘各種苦役。其餘的人，有的被派到深山伐木，有的在平地上除草，往來販賣貨物，一路上隨處可見。這些人的俸祿不多，財物有限，卻都被收走實實在在的絹布，隻給他們一些虛數的糧食，讓他們竭儘全力乾活，給他們很少的衣物，用他們的勞力，克扣他們的食物，從冬到夏，加上各種疾病，死在溝渠裡的常常十有七八。所以鄰國趁機窺探，侵擾我們的邊境，都是因為邊境任職的人不合適。我認為從今往後，南北邊境的各個藩鎮以及所統轄的郡縣府佐、統軍直到戍主，都應該讓朝臣王公以下的人各自舉薦自己了解的人，一定要選拔有才能的，不拘泥於等級；如果任職稱職或者不稱職，連同舉薦的人都要根據情況進行賞罰。”太後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到了正光末年，北邊盜賊成群興起，最終逼近舊都，侵犯祖宗陵寢，就像元澄所擔憂的那樣。
冬天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殺了交州造反的阮宗孝，把他的首級送到建康。當初，魏世宗修建瑤光寺，還沒完工，這一年，胡太後又修建永寧寺，都在皇宮旁邊；還在伊闕口修建石窟寺，這些建築都極其奢華。其中永寧寺最為壯觀，有一尊一丈八尺高的金像，中等大小的金像有十尊，玉像兩尊。建有一座九層佛塔，挖地築基，深達黃泉；佛塔高九十丈，上麵的刹柱又高十丈，每當夜深人靜，塔上的鈴鐸聲能傳到十裡之外。佛殿像太極殿，南門像端門。僧房有一千間，裡麵裝飾著珠玉錦繡，讓人看了驚歎不已。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像這樣規模宏大的塔廟，從來沒有過。揚州刺史李崇上表，認為：“高祖遷都快三十年了，明堂還沒修建，太學荒廢，城闕、官府、寺廟也都有些破敗，這可不是繼承發揚祖宗基業、為萬國樹立典範的做法。現在國子學雖然有學官的名號，卻沒有教授學生的實際行動，這和兔絲有絲之名而無實用、燕麥有麥之名而無其實，以及南箕星不能簸揚、北鬥星不能舀酒有什麼區彆呢！事情不能同時都辦，必須有所取舍；應該停止尚方署那些雕琢奢靡的製作，節省永寧寺土木修建的工程，減少瑤光寺材料磚瓦的耗費，分散石窟寺雕刻的勞力，以及各種不是急需的勞役，在春、夏、秋三季農閒的時候，修整這幾項，讓國家的容貌威嚴顯赫，禮儀教化興盛推行，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太後用嘉獎的詔書答複他，但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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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後喜歡佛教，很多老百姓為了當和尚就斷絕了後代，高陽王的朋友李瑒上奏說：“三千條罪行中沒有比不孝更大的，不孝中最大的罪過莫過於斷絕祭祀。怎麼能輕易放縱違背禮教的行為，任由他們追求佛法的心意泛濫呢，自己父母年邁，卻拋棄家庭，不奉養他們，缺失了當下應儘的禮教，卻去追求將來虛無的好處！孔子說：‘不知道生，怎麼能知道死？’怎麼能拋棄堂堂正正的政教，卻去信奉所謂的鬼教呢！而且，現在南方還沒有平定，各種勞役仍然繁重，老百姓的心思，大多是想逃避勞役，如果再聽之任之，恐怕大家都會拋棄孝順慈愛，家家戶戶都會有人去當和尚了。”都統僧暹等人對李瑒稱佛教為“鬼教”很生氣，認為這是詆毀佛教，哭著向太後告狀。太後責備李瑒。李瑒說：“天叫神，地叫隻，人叫鬼。《左傳》說：‘陽間有禮儀音樂，陰間有鬼神。’那麼陽間的政教就是堂堂正正的，陰間的就可以稱為鬼教。佛本來就是人演變來的，稱它為鬼教，我覺得不算詆毀。”太後雖然知道李瑒的話有道理，但難以違背僧暹等人的意思，就罰了李瑒一兩金子。
北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請求擔任東豫州刺史，以便召回兩個兒子，太後沒答應，他最終在洛陽去世。
柔然的伏跋可汗，身體強壯，善於用兵，這一年，向西攻打高車，把高車打得大敗，抓住了高車王彌俄突，把他的腳綁在劣馬後麵，拖行著將他殺死，還把他的頭骨塗上漆做成酒杯。之前依附柔然後來又背叛的鄰國，伏跋可汗都出兵把它們消滅了，柔然國又強大起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了南北朝時期南梁與北魏尤其是北魏後期）的政治、軍事與社會圖景，字裡行間充滿了權力博弈的張力、製度崩壞的隱患與時代轉型的陣痛，若以現代視角審視，可從以下幾個維度展開評論：
權力結構的脆弱性：高層決策的短視與低效
南梁的“官帽子遊戲”與軍事潰敗：開篇記載南梁對王瑩、袁昂等重臣的職位調整，看似是正常的人事變動，實則反映了南朝門閥政治的慣性——官員晉升多依賴門第如王暕為“儉之子”，即出身名門琅琊王氏），而非軍功或治績。這種“論資排輩”的邏輯很快在軍事上顯現惡果：張齊率軍與北魏傅豎眼交戰，先敗於陽平，再大敗於小劍、大劍，最終丟失東益州。高層對軍事人才的輕視與指揮體係的僵化，直接導致了邊疆防線的崩潰。
北魏胡太後的“權力表演”與決策失據：胡太後作為實際掌權者，其行為充滿矛盾：一方麵，她任命外戚胡國珍為雍州刺史，卻因“不欲令出”而讓其“竟不行”，將官職視為榮譽符號而非治理工具；另一方麵，麵對任城王澄關於“北邊鎮將選舉過輕”的預警，她拒絕采納袁翻“不拘階級選才”的建議，放任邊將貪汙、虐殺士兵，最終釀成“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的惡果。這種“重虛名、輕實政”的統治風格，暴露了北魏後期皇權與士族、中央與邊疆的深刻矛盾。
製度性腐敗的惡性循環：從邊疆到中央的潰爛
袁翻對北魏邊鎮問題的批判堪稱“古代反腐檄文”，其描述的現象在現代語境下仍具警示意義：
“唯論資級”的選官製：邊將選拔不看能力，隻論資曆，導致“貪汙之人”充斥崗位，他們“廣開戍邏”隻為斂財，用姻親、受賄替代防寇，將士兵視為掠奪工具“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老小苦役百端”）。這種“逆向淘汰”機製，使得邊疆從“國防前線”淪為“利益分贓場”。
“虛粟實絹”的剝削鏈：士兵“祿既不多，貲亦有限”，卻被強征實物、克扣糧食，“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當國家將暴力機器異化為掠奪工具時，邊疆的崩潰隻是時間問題——這恰是北魏“六鎮之亂”的前奏，也印證了“失民心者失邊疆”的樸素邏輯。
信仰與現實的撕裂：佛教狂熱背後的社會危機
北魏胡太後的“造寺運動”與南梁的佛教發展，折射出宗教與政治、民生的複雜關係：
“塔廟之盛，未之有也”的虛妄：永寧寺“浮圖高九十丈”“金像高丈八尺”，耗費的民力物力與“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形成刺眼對比。李崇的勸諫直指核心——當國家將資源過度投入宗教建築，而非民生、教育與國防時，所謂“禮化興行”不過是自欺欺人。這種“宗教狂熱”本質上是統治階層用精神麻痹掩蓋現實矛盾。
“絕戶為沙門”的社會困境：百姓“棄家絕養”出家，既有對佛教的信仰，更有“避役”的現實考量——繁重的徭役與貧困的生活，讓宗教成為逃避現實的“避難所”。李瑒批判佛教為“鬼教”，雖顯偏激，卻點出了問題關鍵：當政權無法保障民生，隻能靠宗教維穩時，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而胡太後“罰瑒金一兩”的折中處理，既暴露了對宗教勢力的妥協，也暗示了統治權威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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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與外交：弱肉強食下的生存邏輯
南梁的“被動防禦”與北魏的“以靜製動”：淮堰的修建本是南梁對抗北魏的工程，卻因張豹子“不複修”而潰決，導致“十餘萬口漂入海”。北魏任城王澄本欲發兵攻堰，李平卻斷言“終當自壞”，最終“堰壞”印證其判斷。這一事件不僅體現了南梁工程管理的粗放，更反映了南北朝對峙中“拚國力”的本質——北魏無需主動進攻，僅靠南梁自身的治理漏洞即可取勝。
柔然的“霸權回歸”與遊牧文明的衝擊：伏跋可汗“西擊高車”“滅叛去之國”，用“係足於駑馬曳殺”“漆頭為飲器”的殘酷手段重建霸權，展現了遊牧政權“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這種“武力至上”的邏輯與中原王朝的“禮儀治國”形成鮮明對比，也為後續“五胡亂華”的餘波與民族融合埋下伏筆。
結語：曆史的鏡鑒——治理的本質是“平衡”
這段史料中的王朝興衰、製度成敗，本質上是“平衡”二字的實踐與崩塌：南梁失衡於門閥與軍功，北魏失衡於集權與放權，胡太後失衡於信仰與現實，邊將失衡於職責與私欲。最終，當所有矛盾集中爆發時，南北朝的分裂與動蕩便成了必然。而其中關於“選才不拘階級”“民生重於虛飾”“邊疆不可輕忽”的教訓，至今仍具現實意義——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一個政權的生命力，永遠取決於它能否在權力、資源與民心之間找到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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