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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9章 高祖武皇帝四(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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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宏自從洛口戰敗後,心裡一直賊愧疚憤懣。京城這邊隻要一有啥偷偷搞事情的,總有人打著他的旗號,相關部門多次上奏這事,可皇上每次都赦免了他。有一次皇上要去光宅寺,有個盜賊埋伏在驃騎航,打算等皇上晚上出門就動手。結果皇上正要出發的時候,突然心裡一動,就改從朱雀航走了。後來事情敗露,盜賊說是蕭宏指使的,皇上哭著對蕭宏說:“我這人能力比你強百倍,處在這位置都還怕d不住,你到底想乾嘛?我又不是做不了漢文帝那樣寬容的君主,隻是覺得你這人太傻太天真罷了!”蕭宏趕緊磕頭說沒這回事。皇上也就因為藏匿法壽這事免了蕭宏的官。

蕭宏這人奢侈得太過分,而且一門心思搞錢,簡直貪得無厭。他家庫房有近百間,都在內堂後麵,門鎖得嚴嚴實實。有人懷疑裡麵藏的是兵器鎧甲,就偷偷報告給皇上。皇上對兄弟感情深,聽到這消息心裡很不爽。過了幾天,皇上給蕭宏的愛妾江氏送了些豐盛的美食,還說:“回頭我就來跟你們一起嗨皮。”然後就隻帶著老朋友射聲校尉丘佗卿去了,和蕭宏還有江氏一頓猛喝。喝到半醉的時候,皇上說:“我今兒個想去你家後房逛逛。”說完就叫人抬著轎子直接往堂後去。蕭宏怕皇上看到他藏的那些錢財,臉都嚇變色了。皇上這下更懷疑了,就一間間屋子查看。隻見每一百萬錢堆成一堆,用黃榜做標記;每一千萬錢存為一庫,掛個紫標,像這樣的有三十多間。皇上和丘佗卿掰著指頭算,發現光錢就有三億多萬。其他屋子還堆滿了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各種雜貨,隻見庫房滿滿當當,根本不知道具體有多少。皇上這才知道不是兵器,高興得不行,對蕭宏說:“阿六,你這賺錢本事杠杠的啊!”於是又接著狂喝到晚上,舉著蠟燭才回宮。兄弟倆這關係又變得更親密了。

蕭宏在京城有幾十處府邸,往外放債還立契約,每次都拿彆人的田宅、店鋪做抵押寫在文契上。到期了,就把人家趕走,把宅子奪過來。京城和東邊一帶的老百姓,好多人因此丟了產業。皇上後來知道了這事,就下令以後憑契約也不能再隨便趕走抵押的人,從這時候開始有了這個規定。

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蕭昺,那可是相當有風度有魄力,深受皇上器重,國家軍政大事都和他一起商量決策,還任命他為安右將軍,監管揚州。蕭昺覺得自己越過了宗親擔任揚州的官職,哭著誠懇推辭,皇上沒答應。他在揚州那可是出了名的斷事英明,各種命令也很嚴整。

辛巳日,任命蕭宏為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日,又讓他以原來的名號代理司徒。

司馬光說:蕭宏當將領能把三軍搞垮,做臣子還差點搞出大逆不道的事,梁高祖饒他死罪也就算了。結果沒幾天,又讓他當上三公,這對兄弟的恩情確實夠深厚,可帝王的法律到底在哪兒呢!

當初,洛陽有漢朝立的《三字石經》,雖然曆經多次戰亂但一開始沒啥損失。後來魏的馮熙、常伯夫相繼擔任洛州刺史,把石經拆了去建寺廟佛塔,這石經就開始嚴重損壞,剩下的都扔在荒草叢裡,和尚和老百姓都隨便去拿。侍中兼國子祭酒崔光請求派官員去看守,讓國子博士李鬱等人修補殘缺的部分,胡太後答應了。結果趕上元叉、劉騰造反,這事就黃了。

秋天七月,魏河州的羌族人卻鐵忽造反,自稱水池王。朝廷下詔讓主客郎源子恭擔任行台去討伐。源子恭到了河州,嚴令州郡和各路軍隊,啥東西都不許拿老百姓的,也不許輕易和賊軍開戰。然後恩威並施,讓賊軍知道害怕後悔。八月,卻鐵忽等人就一起到源子恭那投降了,前前後後還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懷的兒子。

魏的宦官劉騰,大字不識幾個,但鬼點子特彆多,還特會揣摩彆人心思。胡太後因為他以前的保護功勞,一路提拔他做到侍中、右光祿大夫。這下他就開始插手政事,收受賄賂幫人跑官,還都能辦成。河間王元琛,是元簡的兒子,當定州刺史的時候,那貪婪放縱可是出了名的。等他被免了官職回到京城,太後下詔說:“元琛在定州,就差沒把中山宮搬回來,其他能搞到的東西一樣沒落下,還怎麼能再任用他呢!”於是就把他閒置在家。元琛就跑去認劉騰做乾爹,送了劉騰不計其數的金銀財寶。劉騰就在太後麵前替他說好話,元琛就當上了兼都官尚書,後來又外調去當秦州刺史。正好趕上劉騰病重,太後想在他活著的時候讓他顯貴。九月癸未初一,任命劉騰為衛將軍,加封儀同三司。

魏胡太後因為天象有變化,就想拿崇憲高太後當替罪羊。戊申那天夜裡,高太後突然死了。冬天十月丁卯,用尼姑的禮儀把她葬在北邙,諡號順皇後。百官穿著單衣,歪戴著頭巾把她送到墓地,完事就把喪服脫了。

乙亥日,任命臨川王蕭宏為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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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胡太後派使者宋雲和和尚惠生去西域求取佛經。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說:“以前高祖遷都的時候,規定城內隻允許建一座僧寺和一座尼寺,其他的都建在城外。這是因為出家人和世俗之人追求不同,想讓他們在塵世之外清淨修行。正始三年的時候,沙門統惠深開始違反之前的禁令,從那以後詔令就沒人執行了,私自求見的人越來越多。都城裡麵,寺廟超過五百座,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民房。那些賣肉賣酒的,各種臟亂差的地方,都和寺廟混雜在一起。以前代北發生過法秀謀反,冀州發生過大乘教叛亂。太和、景明時候的製度,不隻是為了讓僧俗分開,也是為了防患於未然。以前如來傳教,大多都在山林裡,現在這些和尚,就喜歡呆在城裡,就是被利益欲望誘惑,自己控製不住。這些人就是佛教裡的糟粕,佛祖身邊的老鼠,佛教戒律不能容,國家法律也該拋棄。我覺得都城內那些還沒建成而且能搬走的寺廟,都應該遷到城外去。和尚不夠五十人的小寺廟,都合並到大寺廟裡。外州也按照這個標準來。”皇上下詔同意了,但最後還是沒能施行。

這一年,魏太師元雍等人上奏說:“鹽池是上天的寶藏,養育了眾多百姓。前朝對鹽池加以禁限,也不是非要和老百姓爭這點利益。隻是這鹽池的利益,大家取用沒有章法,要麼被那些豪門貴族霸占,要麼被附近的百姓獨占,那些貧窮弱小的人從老遠趕來,隻能眼巴巴地絕望。所以才設置主管部門,讓他們來管理,強弱兼顧,務必讓大家都能合理利用。收十分之一的稅,這可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關鍵是要做到遠近公平,公私都合適。等到甄琛請求廢除禁令後,那些圍著鹽池的百姓尉保光等人就擅自把鹽池占為己有,他們設的禁令,比官府的還嚴,想怎麼取用就怎麼取用,價格也隨便他們定。所以還是請依照前朝的禁令比較好。”皇上下詔同意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南北朝時期南梁與北魏的政治生態與社會百態,其中折射出的權力邏輯、人性博弈與製度困境,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南梁:親情淩駕法理的權力困局

梁武帝對臨川王蕭宏的縱容,堪稱“以情亂法”的典型。蕭宏作為將領喪師辱國,作為宗室被指涉謀逆,卻始終免於重罰,甚至迅速複位三公。這種“兄弟之恩”的背後,是皇權對製度的碾壓——當帝王將私人情感置於國家法度之上,官僚體係的懲戒功能便形同虛設。

更耐人尋味的是“後房檢視”事件:梁武帝對蕭宏的巨額財富從懷疑到狂喜,暴露了權力者對“不謀反的貪婪”的默許。隻要不觸碰皇權核心,聚斂財富甚至巧取豪奪如搶奪民宅)都可被容忍,這直接導致“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這種對權貴經濟掠奪的縱容,既加劇了社會不公,也埋下了王朝動蕩的隱患。

北魏:信仰與權力的交織亂象

北魏的故事圍繞“宗教與政治”展開雙重悖論:一方麵,漢石經因佛教建築被拆毀,文化遺產淪為權力與信仰博弈的犧牲品,折射出亂世中文明傳承的脆弱;另一方麵,胡太後既利用佛教遣使求經),又試圖以宗教名義迫害政敵以高太後當災),將信仰徹底工具化。

宦官劉騰的崛起則揭示了專製體係的另一個病灶:一個“手不解書”的閹人,僅憑“揣人意”和“納賂”就能乾預朝政、操控官員任免,甚至讓貪腐的河間王琛通過認其為養父而複位。這種權力運行的無序性,既源於胡太後的昏聵,更源於缺乏製約的皇權結構——當“保護之功”可以兌換無限特權,製度的底線便會被逐利者不斷突破。

製度困境中的微光與局限

史料中亦可見零星的理性嘗試:崔光提議保護石經、修複殘缺,體現了文化傳承的自覺;任城王澄痛陳寺院侵占民居、主張規範宗教管理,直指“僧徒戀著城邑”背後的利欲熏心,其“防微杜漸”的思考具有超前性;關於鹽池稅的爭論,則反映了政府試圖平衡公私利益、規範經濟秩序的努力。

但這些嘗試最終多歸於失敗:石經修複因內亂擱置,寺院限令“卒不能行”,鹽池禁限的恢複也難改權貴壟斷的本質。這揭示了亂世的無奈——製度設計再合理,若缺乏權力製衡與執行力度,終將淪為一紙空文。

司馬光評語的現代啟示

司馬光批判梁武帝“王者之法果安在哉”,直擊核心問題:當權力失去邊界,再深厚的親情、再精巧的權術,都無法掩蓋製度的潰爛。無論是蕭宏的貪暴免責,還是劉騰的弄權亂政,本質上都是“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例證。

這段曆史的價值,正在於它清晰展現了:一個健康的社會,既需要對權力的約束,也需要對規則的敬畏。親情、信仰、利益,若脫離製度的框架,終將淪為撕裂社會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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