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略逃跑後，投奔老朋友河內的司馬始賓。司馬始賓和元略紮了個荻草筏子，趁著夜裡渡過孟津，跑到屯留栗法光家，接著又去投靠西河太守刁雙，在他家藏了一年多。當時朝廷懸賞捉拿元略，抓得可緊了，元略害怕，就請求刁雙送他出境。刁雙說：“人早晚都得死，難得的是能為知己而死，您彆擔心這個。”但元略堅持要往南跑，刁雙沒辦法，就讓侄子刁昌送元略過江，元略這才逃到梁朝，梁武帝封元略為中山王。刁雙是刁雍的族孫。元義誣陷刁整送元略逃跑，把刁整和他的子弟都抓了起來，禦史王基等人極力為他們辯解，這才免去災禍。
甲子日，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侯韋睿去世。當時梁武帝特彆推崇佛教，官員和百姓都跟風信奉，隻有韋睿覺得自己身為大臣，不想隨波逐流，行事還跟平常一樣。
九月戊戌日，北魏任命高陽王元雍為丞相，讓他總管朝廷內外事務，和元義一起處理各種政務。
當初，柔然的佗汗可汗娶了伏名敦的妻子候呂陵氏，生下伏跋可汗以及阿那瑰等六個兒子。伏跋當上可汗後，小兒子祖惠突然失蹤了，懸賞尋找也沒找到。有個叫地萬的巫師說：“祖惠現在在天上呢，我能把他叫下來。”於是就在大湖邊搭起帳篷，祭祀天神。祖惠還真就突然出現在帳篷裡，還自己說一直在天上。伏跋高興壞了，稱地萬為聖女，娶她做了可賀敦相當於王後）。地萬既能用些邪門歪道，又長得漂亮，伏跋對她又敬重又寵愛，什麼都聽她的，結果地萬就開始擾亂國家政事。就這麼過了幾年，祖惠慢慢長大了，對他母親說：“我其實一直在地萬家，根本沒上過天，說‘上天’是地萬教我這麼說的。”他母親就把這事兒一五一十告訴了伏跋，伏跋卻說：“地萬能預知未來的事，你彆在這兒說壞話！”後來地萬害怕了，就在伏跋麵前誣陷祖惠，把祖惠給殺了。候呂陵氏派大臣具列等人把地萬絞死了；伏跋大怒，要殺具列等人。正好趕上阿至羅入侵，伏跋帶兵迎擊，結果打了敗仗回來。候呂陵氏就和大臣們一起把伏跋殺了，立他弟弟阿那瑰為可汗。阿那瑰剛當上可汗十天，他的族兄示發就率領幾萬人來攻打他，阿那瑰戰敗，和弟弟乙居伐騎著快馬逃到了北魏。示發殺了候呂陵氏和阿那瑰的兩個弟弟。
北魏清河王元懌死後，汝南王元悅對元義一點怨恨都沒有，還拿桑落酒去討好元義，極儘諂媚之能事。元義特彆高興，冬天十月乙卯日，任命元悅為侍中、太尉。元悅向元懌的兒子元亶索要元懌的服飾和玩物，元亶沒能及時滿足他的要求，元悅就把元亶打了一百板子，差點把人打死。
柔然可汗阿那瑰快到北魏的時候，北魏皇帝派司空京兆王元繼、侍中崔光等人依次去迎接他，賞賜和慰勞都特彆豐厚。北魏皇帝在顯陽殿接見阿那瑰，還設宴款待，把阿那瑰的座位安排在親王之下。宴會快結束的時候，阿那瑰拿著奏章站在座位後麵，皇帝下詔讓他到禦座前，阿那瑰拜了兩拜說：“我因為家裡出了變故，就輕裝來到朝廷。我國的臣民都已經逃散了。陛下的恩情比天地還大，求您派兵送我回本國，消滅叛逆，召集逃散的百姓。我一定會帶領剩下的臣民，侍奉陛下。我說的這些還不能表達我全部的心意，另外還有奏章陳述。”說完就把奏章交給中書舍人常景，讓他奏報給皇帝。常景是常爽的孫子。
十一月己亥日，北魏封阿那瑰為朔方公、蠕蠕王，賞賜他衣服、輕便馬車。俸祿、撫恤和儀仗衛隊，都和親王一樣。當時北魏正是強盛的時候，在洛水橋南禦道東邊建了四座館舍，道西邊設了四個裡坊：從江南來投降的人，安排在金陵館，三年之後在歸正裡賜給住宅；從北方少數民族來投降的，安排在燕然館，在歸德裡賜宅；從東方少數民族來投降的，安排在扶桑館，在慕化裡賜宅；從西方少數民族來投降的，安排在崦嵫館，在慕義裡賜宅。阿那瑰來朝見的時候，就把他安排在燕然館。阿那瑰多次請求回國，朝廷大臣們意見不一，沒能決定下來。阿那瑰就用一百斤金子賄賂元義，元義就同意他北歸。十二月壬子日，北魏命令懷朔都督挑選兩千精銳騎兵護送阿那瑰到邊境，觀察情況再決定是否接納他回國。如果柔然那邊有人迎接，就賞賜絲綢、車馬，以禮相送後返回；如果對方不接受，就聽任阿那瑰回到朝廷。他的行裝和路費，由尚書酌情供給。
辛酉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繼為司徒。
北魏派使者劉善明來梁朝訪問，兩國這才重新恢複友好往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勾勒出南北朝時期各方勢力的權謀博弈與社會百態，字裡行間藏著時代的荒誕與人性的複雜，值得從多個維度剖析：
亂世中的生存哲學：道義與投機的撕裂
刁雙的選擇堪稱亂世清流。在元略被重金懸賞時，他一句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道破了魏晉風骨中士為知己者死的餘韻。相比之下，汝南王悅的行徑則暴露了權力場的扭曲——兄長元懌被元義害死，他竟用桑落酒諂媚凶手，甚至因索要遺物不滿就將侄子元亶打至瀕死，這種極端利己主義恰是北魏皇族內耗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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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略的流亡軌跡更像一麵鏡子：從司馬始賓的荻筏夜渡，到栗法光、刁雙的接力庇護，再到最終南奔梁朝被封中山王，個體命運在政權夾縫中如飄蓬般起落，而每個接納者的選擇，都是道義與風險的博弈。
宗教與權力的糾纏：信仰成為博弈工具
梁武帝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的背景下，韋睿不欲與俗俯仰的堅守格外刺眼。這種對抗並非簡單的反佛，而是官僚體係中與的角力——當整個社會陷入宗教狂熱，保持理性反成異類，暗示著梁朝後期因佞佛而荒廢政務的隱患。
柔然的地萬事件更具荒誕性：以巫術竊取國政，用謊言控製可汗，最終因少年祖惠的實話敗露。這場鬨劇本質是原始宗教對政治的綁架，暴露了遊牧政權中神權依附王權的脆弱平衡，一旦謊言被戳破，便是血雨腥風的權力洗牌。
外交博弈：弱者的依附與強者的算計
阿那瑰奔魏堪稱南北朝外交的經典案例。他在顯陽殿再拜乞兵的姿態，將柔然的困境與北魏的強勢對比得淋漓儘致。北魏為其設立燕然館、賜親王待遇，看似厚待，實則是將其作為牽製北方遊牧勢力的棋子——允許其北歸卻隻派兩千騎兵護送，觀機招納的指令，暴露了以夷製夷的深層算計。
洛陽四館四裡的設置更像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秀：將江南、北夷、東夷、西夷降者分而治之，既炫耀北魏的強盛，又通過等命名強化文化優越感。這種本質是對異域勢力的符號化管理，用空間隔離實現心理上的臣服。
權力結構的潰敗：從皇族內鬥到製度失靈
元義在殺死清河王懌後，竟能與高陽王雍共決庶務，甚至收受阿那瑰重金就改變國策，說明北魏的官僚體係已被私人利益侵蝕。汝南王悅被提拔為太尉，更是權力異化的極致——無能者因諂媚上位，忠良者遭排擠殺戮，預示著北魏六鎮之亂前的統治危機。
柔然可汗繼位十日便遭族兄攻擊，阿那瑰逃亡時母親與弟弟被殺，這種宗族相殘的循環，暴露了遊牧政權兄終弟及繼承製的致命缺陷：權力交接缺乏製度約束，隻能靠暴力角逐，最終導致整個部族的衰落。
這段曆史就像一幅撕裂的畫卷：一邊是士人的道義堅守，一邊是權貴的投機鑽營；一邊是帝國的外交算計，一邊是部族的血腥內鬥。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環環相扣——北魏的腐敗為六鎮之亂埋下伏筆，柔然的衰落改變了北方草原格局，梁朝的佞佛加速了江南的衰敗，最終在數十年後催生出更劇烈的社會動蕩。而其中不變的，是權力對人性的扭曲，以及亂世中個體命運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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