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辛卯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之後大赦天下。丙午日，又去明堂祭祀。二月乙亥日，舉行了耕藉田的儀式。
柔然鬨了嚴重的饑荒，阿那瑰帶著他的部眾進入北魏境內，上表請求北魏救濟。己亥日，北魏任命尚書左丞元孚為行台尚書，持符節去安撫曉諭柔然。元孚是元譚的孫子。出發前，元孚上奏陳述了一些合適的建議，他認為：“柔然長期以來都很強大，以前在代京的時候，我們常常要嚴加防備。如今上天保佑大魏，讓他們自己內亂衰亡，低頭請求歸服。朝廷收攏他們離散逃亡的部眾，以禮相送讓他們返回，應該趁這個時候好好思考長遠的策略。以前漢宣帝的時候，呼韓邪單於前來歸降，漢朝派董忠、韓昌率領邊境的兵馬把他送出朔方，還留下軍隊護衛協助。還有，光武帝的時候，也派中郎將段彬設置安集掾史，跟隨單於，觀察他們的動靜。現在我們應該大致依照以前的做法，借給他們閒置的土地，讓他們耕種放牧，大致設置一些官員，表示安撫。同時嚴格告誡邊境的軍隊，借此進行防範偵察，讓他們與我們親近但不至於欺詐，疏遠但也無法反叛，這才是最好的策略。”但北魏朝廷沒采納他的建議。
柔然的俟匿伐到北魏朝見。
三月，北魏司空劉騰去世。有四十多個宦官認劉騰為義父，為他服重孝，穿著喪服送葬的人數以百計，朝中顯貴去送葬的多得把道路和田野都擠滿了。
夏天，四月，北魏的元孚拿著白虎幡在柔玄、懷荒二鎮之間慰勞阿那瑰。阿那瑰號稱有部眾三十萬，暗中卻有彆的心思，於是就把元孚給扣下了，讓他坐在臥車裡。每次召集部眾的時候，就把元孚安排在東廂，稱他為行台，對他還挺有禮貌和敬意。然後阿那瑰帶兵往南走，一路燒殺搶掠，到了平城才放元孚回去。有關部門上奏說元孚辱沒使命，應該治罪。甲申日，北魏派尚書令李崇、左仆射元纂率領十萬騎兵攻打柔然。阿那瑰聽說後，驅趕著兩千百姓，還有公私的馬牛羊幾十萬頭向北逃竄，李崇追擊了三千多裡，沒追上就回來了。
元纂派鎧曹參軍於謹率領兩千騎兵追擊柔然，追到鬱對原，前後打了十七仗，多次打敗柔然。於謹是於忠的堂曾孫，性格沉穩，有見識有度量，還涉獵經史。年輕的時候，他隱居在鄉裡，不追求做官，有人勸他去當官，於謹說：“州郡的官職，向來被人看不起；三公那樣的高位，得等時機到來才行。”元纂聽說了他的名聲就征召了他。後來於謹率領輕騎兵出塞偵察，正好遇上幾千鐵勒騎兵突然殺到，於謹覺得敵眾我寡，撤退肯定跑不掉，就把騎兵分散，讓他們藏在草叢之中，又派人爬上山頂指揮，好像在部署軍隊一樣。鐵勒人遠遠看見，雖然懷疑有伏兵，但自恃人多，還是進軍逼近於謹。於謹平時騎的是一匹紫馬和一匹騧馬，鐵勒人認識這兩匹馬，於是於謹就讓兩個人各騎一匹馬衝出戰陣，鐵勒人以為是於謹，就爭著去追；於謹率領剩下的軍隊攻擊那些追擊的騎兵，鐵勒人就逃跑了，於謹因此得以進入邊塞。
李崇的長史巨鹿人魏蘭根勸李崇說：“以前在邊境剛開始設置各鎮的時候，地廣人稀，有的是征調中原豪門大族的子弟，有的是皇室宗親，把他們當作國家的得力助手。但這幾十年來，有關部門把他們稱作‘府戶’，讓他們像奴仆一樣服役，在官員通婚和等級排序上，讓他們失去了進入清流的機會，而他們原本的同族，卻都身處榮耀顯達的位置，對比之下，他們心裡肯定又氣又怨。應該把鎮改為州，分彆設置郡縣，凡是府戶，都免為平民，他們入朝為官的順序，完全按照以前的標準，文武官員都任用，恩威並施。這個計策要是能施行，國家差不多就沒有北方的憂患了。”李崇把這個建議上奏給朝廷，結果卻沒了下文，沒有得到回應。
當初，元義囚禁胡太後之後，經常在北魏皇帝居住的宮殿旁邊值班，把諂媚的本事發揮到極致，皇帝因此特彆寵信他。元義進出皇宮，總是讓勇士拿著兵器在前後護衛。有時候出宮在千秋門外休息，就設置木柵欄，讓心腹防守，以防有人偷襲，士人和百姓想見他，隻能遠遠地跟他對話。他剛開始執政的時候，還假裝克製自己，用謙遜勤奮的態度待人接物，對時事的得失，也還挺關心。但得勢之後，就變得驕傲自負，又愛喝酒又好色，貪圖財寶賄賂，賞罰全憑自己心情，把國家的法紀都搞亂了。他父親京兆王元繼更是貪婪放縱，他和他的妻子兒女都接受賄賂，向有關部門請托辦事，沒人敢違抗。以至於連郡縣的小吏都不能通過公正的選拔任用，州牧、太守、縣令、縣長大多都是貪汙的人。這樣一來，老百姓窮困潦倒，人人都想著造反。
武衛將軍於景是於忠的弟弟，他謀劃著廢掉元義，結果元義把他貶為懷荒鎮將。等柔然入侵的時候，鎮裡的百姓請求發糧食，於景不肯給，鎮裡的百姓憤怒到了極點，就造反了，抓住於景把他殺了。沒過多久，沃野鎮的百姓破六韓拔陵聚眾造反，殺了鎮將，改年號為真王，其他各鎮的漢族和少數民族百姓紛紛響應。破六韓拔陵帶兵向南侵犯，派另外的將領衛可孤包圍武川鎮，又攻打懷朔鎮。尖山的賀拔度拔和他的三個兒子賀拔允、賀拔勝、賀拔嶽都很有才能而且勇猛，懷朔鎮將楊鈞提拔賀拔度拔為統軍，他的三個兒子為軍主，讓他們抵禦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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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景明初年，世宗命令宦官白整在龍門山為高祖和文昭高後開鑿兩個佛龕，都高達百尺。永平年間，劉騰又為世宗開鑿了一個佛龕，到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一共用了十八萬二千多個工，還沒完工。
秋天，七月辛亥日，北魏下詔：“現在在職的官員，按照規定七十歲該退休的，可以發給本官一半的俸祿，終身享用。”
九月，北魏下詔讓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悅進入門下省，和丞相高陽王元雍一起參與決策尚書省上奏的事務。
冬天，十月庚午日，梁朝任命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為尚書令，以原官職開府儀同三司。
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重，北魏皇帝親自去看望他，任命他的兒子崔勵為齊州刺史，還為此撤去了音樂，停止了出遊。丁酉日，崔光去世，皇帝親自前往吊唁，哭得很傷心，還為此減少了日常飲食。崔光為人寬厚溫和，喜歡做善事，整天都和和氣氣的，從來沒發過脾氣。於忠、元義掌權的時候，因為崔光是德高望重的老臣，都很尊敬他，很多事情都找他商議決斷，但他卻沒能救下裴植、郭祚、清河王元懌，當時的人把他比作張禹、胡廣。崔光快去世的時候，推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為侍講。皇帝跟著賈思伯學習《春秋》，賈思伯雖然地位顯貴，但對士人很謙遜。有人問賈思伯：“您為什麼能做到不驕傲呢？”賈思伯說：“人快倒黴的時候才會驕傲，這有什麼固定不變的道理呢！”當時的人都覺得這話說得很有雅量。
十一月癸未初一，發生了日食。甲辰日，尚書左仆射王暕去世。
梁朝初期，隻有揚州、荊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這七個州使用錢幣，交州、廣州使用金銀，其他州則是用穀物和布帛進行交易。梁武帝於是鑄造五銖錢，這種錢的內外輪廓都很完整。另外還鑄造了沒有外郭的錢，叫做“女錢”。民間私下裡用古錢交易，朝廷禁止也沒用，於是就商議乾脆廢除銅錢。十二月戊午日，開始鑄造鐵錢。
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悅為太保。
【內核解讀】
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的史事，如同一記重錘敲碎了南北朝表麵的平靜，北方六鎮之亂的爆發與南方貨幣改革的推進，折射出兩大政權在治理邏輯與命運軌跡上的深刻分野，其中的教訓與啟示至今仍具鏡鑒意義：
北魏的“係統性崩塌”：從邊疆失控到中樞潰爛
六鎮之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懷荒鎮民因求糧被拒殺鎮將於景，沃野鎮破六韓拔陵舉旗反魏，這場看似突發的叛亂，實則是北魏“邊疆政策積弊”的總爆發。魏蘭根曾尖銳指出：早期六鎮將領多為“中原強宗子弟”“國之肺腑”，後期卻被淪為“府戶”，“役同廝養”，與中原士族的“榮顯”形成刺眼對比。這種“身份剝奪”的製度性不公，讓邊疆軍民從“國家爪牙”變成“反叛先鋒”。而元義對此視而不見，反而將異己於景貶至懷荒，無異於在火藥桶旁點火。破六韓拔陵改元“真王”的舉動，更是直接挑戰北魏的正統性，標誌著北魏對邊疆的控製力徹底瓦解。
元義專權：權力腐蝕的經典樣本：元義從“矯情自飾”到“自驕愎”的蛻變，完美詮釋了“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他出入禁中帶勇士護衛，休於千秋門設木欄防備，甚至“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集權之專、猜忌之深可見一斑。更致命的是，他與父親京兆王繼“各受賂遺，請屬有司”，導致“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整個官僚體係淪為利益輸送的工具。當“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百姓“困窮思亂”便成必然。元義的腐敗不僅是個人品德問題，更是北魏“宗室專權+宦官乾政”製度缺陷的產物——缺乏製衡的權力結構，最終讓整個國家機器鏽爛失靈。
對柔然政策的連續失誤：元孚提出“借地田牧、置官防察”的柔性策略，本可安撫饑困的柔然，卻被北魏朝廷否決；隨後輕率派李崇十萬大軍征討，反而逼反阿那瑰，導致“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這種“要麼放任、要麼強攻”的極端操作，暴露了北魏決策層對邊疆民族的認知停留在“非敵即友”的簡單邏輯，既失去了“以夷製夷”的智慧，又耗竭了本就緊張的軍事資源。於謹雖以智勇擊退鐵勒，但個體的英勇已無法彌補戰略的短視。
梁朝的“改革嘗試”：貨幣困境與治理局限
鐵錢改革：經濟難題的無奈應對：梁朝初期“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貨幣體係的碎片化嚴重製約經濟發展。梁武帝鑄“五銖錢”“女錢”試圖統一貨幣，卻因民間私用古錢而失敗，最終被迫“鑄鐵錢”。這一改革的尷尬在於：一方麵，金屬貨幣短缺反映了南朝商品經濟的活躍與銅礦資源的不足；另一方麵，“鑄鐵錢”雖能短期增加貨幣流通量，卻為後世通脹埋下隱患鐵價遠低於銅，易引發私鑄泛濫）。梁武帝的嘗試雖有進步意義，卻未能觸及“貨幣信用建立”的核心——缺乏中央財政支撐與監管體係，單純的貨幣形態改革難以根治經濟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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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表象下的隱憂：梁武帝祀南郊、耕藉田、行大赦，延續了其“儒佛合一”的治理風格，與北魏的酷烈形成對比。但蕭正德叛逃事件中，他“泣而誨之，複其封爵”的縱容，暴露了南朝“宗室特權高於國法”的通病；袁昂、王暕等士族元老占據高位，雖維持了朝堂穩定，卻也固化了“上品無寒門”的階層壁壘。梁朝的“平靜”，更多是士族階層利益妥協的結果，而非真正的治理效能提升。
文明碰撞中的“偶然與必然”
佛教造像的象征意義：北魏龍門石窟曆時二十四年、耗工十八萬二千仍未完工的佛龕，與宋雲求法帶回的佛經，共同構成北魏“佛教狂熱”的注腳。這種對宗教的投入，既是精神寄托，也是政權合法性的包裝，卻擠占了本應用於民生與國防的資源。當邊疆軍民饑寒交迫時，皇室仍在耗費巨資鑿窟造像，這種“重虛飾輕實利”的價值取向，加速了北魏的崩潰。
崔光的“悲情智者”形象：崔光以“寬和樂善”著稱，卻對“裴、郭、清河之死”無能為力，時人比之“張禹、胡廣”漢代庸碌權臣）。他的困境折射出北魏士大夫的集體無奈：在極端專製的權力結構中，即便是“舊德重臣”，也隻能在妥協中求生存，難以扭轉頹勢。其臨終薦賈思伯，而賈思伯“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的清醒，更道出了亂世中知識分子的生存智慧與無力感。
結語：兩種製度的“生死考驗”
普通四年是南北朝曆史的“分水嶺”：北魏因“製度性不公+權力腐敗”引發全麵叛亂，從此陷入“滅火式治理”的惡性循環，最終走向分裂；梁朝雖通過貨幣改革等舉措維持表麵穩定，但宗室特權與階層固化的隱患未除，為後來的“侯景之亂”埋下伏筆。
這段曆史深刻揭示：政權的生命力不在於疆域大小或軍事實力，而在於能否通過製度調整回應民眾的合理訴求。北魏的崩潰證明，當“公平”讓位於“特權”、“務實”屈從於“虛飾”，再強大的帝國也會瞬間崩塌；而梁朝的經驗則警示，缺乏徹底改革勇氣的“修修補補”，難以應對深層矛盾的總爆發。亂世的殘酷之處在於，它從不給“糾錯”留太多時間——每一個被忽視的民生痛點，都可能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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