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日，莫折念生派都督楊鮓等人去攻打仇池郡，行台魏子建把他們打敗了。
三月己酉日，皇上到白下城，視察六軍駐紮的地方。乙醜日，命令豫章王蕭綜暫時駐紮彭城，總管各路軍隊，並且兼管徐州府的事務。己巳日，任命元法僧的兒子元景隆為衡州刺史，元景仲為廣州刺史。皇上召元法僧和元略回建康，元法僧驅趕著彭城的官吏和百姓一萬多人向南渡過長江。元法僧到了建康，皇上對他非常優待；元略厭惡元法僧的為人，跟他說話的時候，從來沒笑過。
北魏下詔讓京兆王元繼班師回朝。
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人從魏興侵犯北魏的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豎眼派他兒子傅敬紹迎擊，錫休儒等人戰敗退回。
柔然王阿那瑰替北魏攻打破六韓拔陵，北魏派牒雲具仁帶著各種財物去犒勞賞賜他。阿那瑰率領十萬部眾，從武川向西前往沃野，多次打敗破六韓拔陵的軍隊。夏天，四月，北魏皇帝又派中書舍人馮俊去犒勞賞賜阿那瑰。阿那瑰的部落逐漸強大起來，他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北魏的元義雖然解除了兵權，但仍然總管朝廷內外事務，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被罷黜。胡太後心裡猶豫不決，侍中穆紹勸太後趕緊除掉元義。穆紹是穆亮的兒子。潘嬪深受北魏皇帝寵愛，宦官張景嵩就慫恿她說：“元義想害您。”潘嬪哭著對皇帝說：“元義不光想殺我，對陛下您也不懷好意。”皇帝相信了她的話，趁元義出宮住宿的時候，解除了他侍中的職務。第二天早上，元義準備進宮，守門的人不讓他進去。辛卯日，太後再次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的官爵，把元義除名，貶為平民。
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元懌申冤，請求誅殺元義等人，說：“以前趙高把持秦朝大權，使得關東地區局勢大亂；現在元義獨攬北魏大權，讓四方動蕩不安。開啟叛逆的源頭，是宋維；釀成大禍的關鍵人物，是劉騰，應該把他們的頭砍下來掛在宮門上示眾，碎屍沉族，來彰顯他們的罪行。”太後下令挖開劉騰的墳墓，把他的屍骨暴露在外，沒收他的家產，殺光他的養子。任命韓子熙為中書舍人。韓子熙是韓麒麟的孫子。
當初，宋維的父親宋弁常說：“宋維性格粗疏陰險，一定會毀了我們家！”李崇、郭祚、遊肇也說：“伯緒宋維字伯緒）凶狠粗疏，最終會讓宋家覆滅。要是他能因此喪命，那還算幸運呢！”宋維阿諛奉承依附元義，越級升遷到洛州刺史，到這時被除名，不久後被賜死。
元義被解除領軍職務的時候，太後因為元義的黨羽勢力還很強，不能立刻製服，就任命侯剛代替元義擔任領軍，來安撫他。不久又把侯剛調出京城，任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侯剛還沒到冀州，就被降為征虜將軍，最後死在家裡。太後想殺賈粲，但因為元義黨羽眾多，擔心驚動朝廷內外，就把賈粲調出京城任濟州刺史，不久後派人追殺他，沒收了他的家產。隻有元義因為是太後妹妹的丈夫，太後不忍心殺他。
在這之前，給事黃門侍郎元順因為剛正耿直，得罪了元義，被派去當齊州刺史；太後把他召回，任命為侍中。元順陪太後坐著的時候，元義的妻子也在太後旁邊，元順指著她說：“陛下怎麼能因為一個妹妹的緣故，不懲處元義的罪行，讓天下人都沒法伸張冤屈和憤怒呢！”太後沉默不語。元順是元澄的兒子。有一天，太後不經意間對侍臣說：“劉騰、元義以前求我給他們鐵券，希望能免死，幸虧我沒給。”韓子熙說：“這關乎生死大事，哪是鐵券能決定的！而且陛下以前雖然沒給，為什麼現在又不殺他呢！”太後聽了很感慨。沒過多久，有人告發元義和他弟弟元瓜謀劃引誘六鎮投降的人在定州造反，還勾結魯陽的各路蠻人侵擾伊闕，想做內應。太後拿到他們的親筆信，還是不忍心殺他們。大臣們堅持要殺，北魏皇帝也這麼說，太後才聽從建議，賜元義和他弟弟元瓜在家中自儘，仍然追贈元義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元繼被罷官回家，後來生病去世。前幽州刺史盧同因為是元義的黨羽被除名。
太後很注重梳妝打扮，經常外出遊玩，元順當麵勸諫說：“按照《禮記》的說法，婦人丈夫去世後自稱未亡人，頭上不戴珠玉，衣服不穿有花紋色彩的。陛下以母親的身份治理天下，年紀快四十了，打扮得太過豔麗，怎麼給後世做榜樣呢！”太後聽了很慚愧，回宮後把元順召來，責備他說：“從千裡之外把你召回來，難道是想讓你在眾人麵前羞辱我嗎！”元順說：“陛下不怕天下人笑話，卻隻對我一句話感到羞恥嗎！”
元順和穆紹一起值班，元順喝醉了，闖進穆紹的臥室，穆紹裹著被子起身，嚴肅地責備元順說：“我做了二十年侍中，和你父親多次共事，就算你剛剛得到重用，也不該這樣衝撞我吧！”於是穆紹辭官回家，太後下詔書勸了很久，他才重新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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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鄭羲哥哥的孫子鄭儼擔任司徒胡國珍的行參軍，偷偷得到太後的寵幸，當時沒人知道。蕭寶寅西征的時候，任命鄭儼為開府屬官。太後再次攝政後，鄭儼請求奉命回朝，太後把他留下，任命為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任嘗食典禦，日夜都在宮中；每次休假，太後經常派宦官跟著他，鄭儼見到妻子，也隻能說說家裡的事。中書舍人樂安人徐紇，稍微有點才學，之前因為諂媚侍奉趙修，獲罪被流放到枹罕。後來回來，又被任命為中書舍人，接著又去諂媚侍奉清河王元懌；元懌死後，他被調出京城任雁門太守。回到洛陽後，又去諂媚侍奉元義。元義倒台後，太後因為徐紇曾深受元懌厚待，又把他召回任中書舍人，徐紇又去諂媚侍奉鄭儼。鄭儼覺得徐紇有智謀，把他當作主謀；徐紇覺得鄭儼深受太後寵幸，就全力奉承他，兩人一唱一和，權勢傾動朝廷內外，被稱為“徐鄭”。鄭儼多次升遷，官至中書令、車騎將軍；徐紇多次升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仍然兼任中書舍人，總管中書、門下的事務，軍國詔令都由他經手。徐紇機智善辯，精力充沛，整天處理事務，幾乎不休息，也不覺得累。有時候有緊急詔書，他就讓幾個官吏拿著筆，有的站著，有的躺著，分彆口述內容，很快就能寫成，而且條理清晰。但他沒有治理國家的大謀略，隻喜歡耍小聰明，見到人就假裝恭敬謹慎，遠近的人都聚集過來依附他。
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都兼任中書舍人，深受太後信任，當時有人說李神軌也得到太後寵幸，但沒人能確定。李神軌向散騎常侍盧義僖求婚，盧義僖不答應。黃門侍郎王誦對盧義僖說：“以前的人不會因為一個女兒而拒絕眾多男子的求婚，你難道要改變這種做法嗎！”盧義僖說：“我之所以不答應，就是因為這個。答應了，恐怕災禍來得又大又快。”王誦緊緊握住盧義僖的手說：“我聽到你的話，不敢告訴彆人。”盧義僖的女兒最終嫁給了其他家族。臨結婚的前一天晚上，太後派宦官宣旨讓婚事暫停，朝廷內外都很惶恐，盧義僖卻鎮定自若。李神軌是李崇的兒子；盧義僖是盧度世的孫子。
【內核解讀】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三至四月的史事，聚焦於北魏胡太後複位後的權力清洗與梁朝對北伐成果的消化，字裡行間充斥著宮廷鬥爭的殘酷、人性的複雜與政權的深層危機。這段曆史如同一麵放大鏡，將亂世中“權力重構”的血腥與荒誕展現得淋漓儘致：
北魏的“清算與反複”：權力洗牌中的猶豫與失控
元義倒台：從“權傾朝野”到“賜死家中”的斷崖式墜落：胡太後以“潘嬪泣訴”為契機解除元義職權，隨後展開清算：追削劉騰官爵、發墓散骨，誅殺宋維、賈粲等黨羽，看似雷厲風行，實則暴露了“投鼠忌器”的軟弱——因元義是“妹夫”而遲遲不殺，因“黨與尚強”而先任侯剛安撫，這種猶豫讓權力清洗淪為“半吊子工程”。元義最終因“謀逆”罪名被賜死，卻仍獲“驃騎大將軍”等贈官，這種矛盾的處理方式，既無法徹底震懾殘餘勢力，又顯露出太後在倫理與權術間的掙紮。北魏的權力鬥爭，始終在“斬草除根”與“溫情脈脈”間搖擺，這種不徹底性為後續的動蕩埋下伏筆。
韓子熙的“直諫”與元順的“麵刺”，士族良知的微光：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直指“元義專魏，使四方雲擾”，要求“梟首洿宮”，展現出士族對暴政的反抗；元順當麵批評太後“修飾過甚”，質問“何以儀型後世”，更在朝堂直指太後因“一妹之故”縱容元義，其剛直堪稱亂世中的清流。這些言論雖未能改變北魏的頹勢，卻守住了士大夫“以道事君”的精神底線。相比之下，穆紹因元順“醉闖寢所”而“謝事還家”，則反映出部分士族在權力漩渦中的避世心態——當直言者稀缺、避世者增多，政權的自我糾錯機製便徹底失靈。
“徐鄭專政”，胡太後時代的權力異化：鄭儼因“私得幸於太後”而驟登高位，徐紇憑借“智數”與“諂事”功底成為謀主，二人“共相表裡，勢傾內外”，形成新的權力核心。徐紇“終日治事，略無休息”的高效與“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的短視形成詭異反差——他能快速完成詔令起草，卻缺乏戰略眼光；能“矯為恭謹”籠絡人心，卻隻為私利鑽營。這種“能吏+佞臣”的組合，比元義的粗暴專權更具隱蔽性：表麵上行政高效，實則將朝政淪為私人工具。胡太後從“被幽禁者”變為“專權者”，卻未能擺脫“依賴親信”的怪圈，北魏的權力結構隻是從“元義模式”切換到“徐鄭模式”，腐敗與內耗的本質從未改變。
梁朝的“納降與隱憂”：道德困境與戰略短視
元法僧的“厚寵”與元略的“不笑”：梁朝的道德模糊性：梁武帝對叛臣元法僧“寵待甚厚”，與其子景隆、景仲皆授刺史，這種“唯利是圖”的用人策略，短期內擴大了疆域，卻也埋下隱患——元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的殘暴，與其在梁朝的受寵形成刺眼對比，暴露了南朝“隻要實力、不問德行”的實用主義傾向。而元略“惡其為人，與之言未嘗笑”的態度，則代表了北方士族對叛者的鄙夷，這種道德立場與梁朝的現實選擇形成張力。梁朝的北伐始終在“道義”與“利益”間搖擺，既想以“正統”自居，又接納叛臣自汙名聲，這種矛盾使其難以獲得北方士民的真正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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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王綜“權頓彭城”：軍事布局的鬆散性：梁武帝命豫章王綜總督彭城諸軍，卻未賦予其絕對權威，這種“分權製衡”的安排，反映出南朝對宗室的猜忌擔心將領擁兵自重）。裴邃北伐的連勝依賴個人能力，而非係統性的軍事體係，當勝利果實需要鞏固時，梁朝缺乏統一調度的效率——彭城作為新得之地，既需安撫民心，又需防備魏軍反撲，而豫章王綜的“權攝”更像是過渡性安排，缺乏長遠治理規劃。這種“重軍事輕治理”的傾向，使得梁朝無法將軍事勝利轉化為穩固的統治，為後來的“彭城之潰”埋下伏筆。
柔然的“崛起”與北魏的“外援依賴”：邊疆戰略的惡性循環
阿那瑰“自稱可汗”，北魏引狼入室的代價：北魏為討破六韓拔陵，引柔然阿那瑰出兵，雖暫獲軍事勝利，卻養肥了新的威脅。阿那瑰“部落浸強”後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從“北魏附庸”變為“北方強權”，這種“以夷製夷”的策略再次證明：依賴外部勢力解決內部危機，往往是飲鴆止渴。北魏對柔然的“勞賜”，從最初的主動安撫變為後來的被動討好，邊疆主動權逐漸喪失。當六鎮之亂未平，柔然又成新患，北魏陷入“內憂未除、外患又生”的困境，這正是其邊疆戰略短視的必然結果。
結語：權力輪回中的曆史慣性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諷刺在於：北魏胡太後從被元義幽禁的受害者，變為依賴“徐鄭”專權的新獨裁者，權力結構換湯不換藥；梁朝接納元法僧的“收益”與後續的“反噬”，印證了“不義之利終難長久”；柔然的崛起則揭示了“弱國無外交”的殘酷現實。
亂世中的政權如同陀螺，在“專權—反抗—新專權”的輪回中旋轉，每一次權力洗牌都伴隨著血腥清算，卻從未觸及製度的根本缺陷。韓子熙、元順的直言無法喚醒沉溺於權欲的統治者，裴邃的勇武難以彌補梁朝戰略的短視，阿那瑰的反噬則敲響了北魏邊疆的喪鐘。這段曆史告訴我們：政權的生命力不在於清除多少政敵，而在於能否建立可持續的治理體係；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依附多少權貴，而在於堅守超越時代的道義底線。可惜，在普通六年的亂世漩渦中，鮮有人能參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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