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六韓拔陵在五原把北魏廣陽王深給包圍了，軍主賀拔勝招募了二百人打開東門出去迎戰，斬殺了一百多個敵人，賊兵這才稍微往後退了退。廣陽王深帶著軍隊往明州轉移，賀拔勝經常負責斷後。雲州刺史費穆呢，安撫那些離散的士兵，從四麵抵抗敵人。當時北方邊境的州鎮都淪陷了，隻有雲中城還孤零零地堅守著。過了好長時間，道路被阻斷，援軍也來不了，糧食和兵器都用光了，費穆隻好放棄城池，往南跑到秀容投奔爾朱榮；之後他又到朝廷去請罪，皇帝下詔原諒了他。
長流參軍於謹對廣陽王深說：“現在到處都是賊寇造反，光靠武力可不太容易取勝。我請求憑借大王您的威望和命令，去給他們講講禍福的道理，說不定能讓他們稍微分化一些。”廣陽王深答應了他。於謹精通好幾種民族的語言，於是他一個人騎著馬到反叛胡人的營地，見到他們的酋長，向他們表明朝廷的恩德和誠信，就這樣，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帶著三萬多戶人向南來向廣陽王深投降。廣陽王深想帶兵到折敷嶺去迎接他們，於謹說：“破六韓拔陵的兵勢特彆強盛，他要是聽說乜列河等人來投降，肯定會帶兵來攔截。如果他先占據險要的地方，咱們可不好對付。不如把乜列河當作誘餌，咱們設下伏兵等著，肯定能打敗破六韓拔陵。”廣陽王深聽從了這個建議，破六韓拔陵果然帶兵來攔截乜列河，把他的部眾都俘虜了；這時候伏兵突然殺出，破六韓拔陵被打得大敗，廣陽王深又把乜列河的部眾給奪回來了。
柔然的頭兵可汗把破六韓拔陵打得大敗，斬殺了他的將領孔雀等人。破六韓拔陵為了躲避柔然，往南遷移渡過了黃河。將軍李叔仁因為破六韓拔陵逐漸逼近，向廣陽王深請求支援，廣陽王深就帶著軍隊趕過去了。前後投降歸附的賊兵有二十萬人，廣陽王深和行台元纂上表給朝廷說：“懇請在恒州北邊另外設立郡縣，安置這些投降的人，根據情況賑濟賞賜，讓他們不再有叛亂的心思。”但北魏朝廷沒答應，下詔讓黃門侍郎楊昱把這些人分彆安置在冀、定、瀛三州去就食。廣陽王深對元纂說：“這些人又要成為四處求活路的流民了。”
秋天，七月壬戌日，梁朝大赦天下。
八月，北魏柔玄鎮的百姓杜洛周在上穀聚眾造反，改年號為真王，攻占了不少郡縣，高歡、蔡俊、尉景以及段榮、安定的彭樂都跟著他。杜洛周包圍了北魏燕州刺史博陵人崔秉，九月丙辰日，北魏讓幽州刺史常景兼任尚書，擔任行台，和幽州都督元譚去討伐杜洛周。常景是常爽的孫子。從盧龍塞到軍都關，都派兵據守險要之處，元譚把軍隊駐紮在居庸關。
冬天，十月，吐穀渾派兵攻打趙天安，趙天安投降，涼州又重新歸北魏所有。
平西將軍高徽奉命出使嚈噠，回來的時候，到了枹罕。正好河州刺史元祚去世，前刺史梁釗的兒子梁景進帶著莫折念生的兵包圍了枹罕城。長史元永等人推舉高徽暫代州事，指揮士兵堅守；梁景進也自稱代理州事。高徽向吐穀渾請求援兵，吐穀渾派兵救援，梁景進戰敗逃走。高徽是高湖的孫子。
北魏正忙著應對西北的戰事，二荊、西郢的各路蠻人也都造反了，他們截斷了三鴉路，殺了都督，到處搶掠，往北一直到了襄城。汝水一帶有冉氏、向氏、田氏，部落最為強盛，其他大的有上萬戶，小的也有上千戶，各自稱王稱侯，占據著險要之地，道路都不通了。十二月壬午日，北魏皇帝下詔說：“朕要親自統領六軍，掃蕩這些逃寇，現在先去討伐荊蠻，治理好南方。”當時各路蠻人帶著梁朝將領曹義宗等人包圍了北魏的荊州，北魏都督崔暹帶著幾萬士兵去救援，到了魯陽，卻不敢前進。北魏又任命臨淮王元彧為征南大將軍，帶兵去討伐魯陽的蠻人，司空長史辛雄擔任行台左丞，往東前往葉城。另外派遣征虜將軍裴衍、恒農太守京兆王元羆帶著一萬士兵，從武關出發打通三鴉路，去救援荊州。
裴衍等人還沒到，元彧的軍隊已經駐紮在汝水邊上了，那些被蠻人侵擾的州郡都爭著來請求救援，元彧因為出兵的安排不同，不想答應他們。辛雄說：“現在裴衍還沒到，大王您的部隊已經集結好了，蠻人突然侵擾，擾亂了京城附近地區，大王您在外指揮軍隊，看到有機會就應該進攻，還管什麼出兵安排！”元彧怕之後擔責任，就要求辛雄發公文下令。辛雄覺得這些蠻人聽說北魏皇帝要親自出征，心裡肯定會震動，可以趁這個勢頭打敗他們，於是就給元彧的軍隊發了公文，命令他們趕緊去進攻。那些蠻人聽說後，果然都四散逃走了。
北魏皇帝原本想親自出征討伐賊寇，中書令袁翻勸諫後才打消了這個念頭。辛雄從軍中給皇帝上疏說：“一般人之所以在戰場上不顧性命，麵對鋒利的刀刃也不害怕，一是為了追求榮譽名聲，二是貪圖豐厚的賞賜，三是害怕刑罰，四是躲避災禍。要是沒有這幾種原因，就算是聖明的君主也沒辦法驅使他的臣子，慈祥的父親也沒辦法激勵他的兒子。聖明的君主深知這個道理，所以獎賞一定兌現，懲罰一定執行，讓無論關係親疏、地位貴賤、性格勇怯、才能賢愚的人，聽到戰鼓的聲音，看到旌旗的隊列，都會奮勇激昂，爭著奔赴戰場，難道他們是討厭長久活著而喜歡快速送死嗎？隻不過是因為利害擺在眼前，想停下來也做不到罷了。自從秦、隴地區叛亂，蠻人擾亂綱常，已經過去好幾年了，參與戰爭的有幾十萬人，抵抗三方的軍隊，敗多勝少，追究原因，都是因為賞罰不分明。陛下雖然下達了明確的詔書，說賞賜不拖延，但將士們的功勳，過了一年還沒評定，打了敗仗的士兵，卻安然在家，這樣一來，有氣節的士兵沒什麼可勉勵向往的，平庸的人也沒什麼可害怕的；往前衝去打擊賊寇，拚死作戰但賞賜卻遙遙無期，往後退逃跑解散，卻能保全自身還沒有罪責，這就是他們看到敵人就逃跑，不肯儘力的原因啊。陛下如果真能做到號令必信，賞罰必行，那麼軍威一定會大振，盜賊一定會平息。”奏疏呈上去後，皇帝沒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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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義宗等人攻下了北魏的順陽、馬圈，和裴衍等人在淅陽交戰，曹義宗等人戰敗後退。裴衍等人又奪回順陽，進而包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認為馬圈城堅固，裴衍等人糧食又少，就上書說他們肯定會失敗。沒過多久，曹義宗攻擊裴衍等人，把他們打敗了，又奪回順陽。北魏任命元羆為荊州刺史。
邵陵王蕭綸代管南徐州事務，在州裡喜怒無常，肆意做違法的事。他在集市裡閒逛，問賣魚的人：“刺史這人怎麼樣？”賣魚的回答說：“急躁暴虐。”蕭綸聽了很生氣，就強迫他把魚吞下去，結果這人被噎死了。百姓們都特彆害怕，在路上遇到都不敢說話，隻能互相使眼色。有一次他碰到送喪的車，就搶走孝子的衣服自己穿上，趴在地上號哭。簽帥害怕擔罪，就偷偷把這些事報告給了皇帝。皇帝開始嚴厲責備蕭綸，但他根本不改，於是朝廷派人去接替他。蕭綸更加傲慢無禮，他找了一個又矮又瘦、有點像皇帝的老頭，給他穿上皇帝的禮服，戴上皇冠，讓他坐在高座上，把他當作皇帝朝拜，還陳述自己沒罪；然後又讓老頭坐下，把他的衣服扒光，在院子裡用棍子打他。他還做了一口新棺材，把司馬崔會意裝進去，用喪車和挽歌的方式送葬，還讓老太婆坐在車上悲傷號哭。崔會意實在受不了，騎著快馬回到京城報告給皇帝。皇帝怕蕭綸逃跑，就派禁軍去抓他，打算在獄中賜他自儘，太子蕭統流著淚堅決勸諫，蕭綸才得以免死。戊子日，蕭綸被免去官職，削去爵位和封地。
北魏的山胡劉蠡升造反，自稱天子，還設立了各種官職。
當初，敕勒酋長斛律金在懷朔鎮將領楊鈞手下當軍主，行軍打仗用的是匈奴的方法，遠遠望見塵土就能知道對方騎兵和步兵的數量，用鼻子嗅地就能知道敵軍離得有多遠。破六韓拔陵造反的時候，斛律金帶著部眾歸附了他，破六韓拔陵封斛律金為王。後來斛律金覺得破六韓拔陵終究成不了事，就到雲州投降了。之後他慢慢帶著部眾往南到了黃瓜堆，結果被杜洛周打敗，他自己脫身逃出來歸附了爾朱榮，爾朱榮讓他當了彆將。
【內核解讀】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下半年的曆史，如同一出失控的多米諾骨牌遊戲：北魏六鎮之亂的餘波未平，新的叛亂已席卷華北；梁朝宗室的荒誕行徑持續侵蝕著統治根基。南北政權在“平叛—潰敗—再叛亂”的惡性循環中加速墜落，而個體在亂世中的掙紮與選擇，又為未來的權力重構埋下伏筆。
北魏的係統性潰敗：從邊疆到腹地的全麵失控
破六韓拔陵的南徙並未終結叛亂，反而將戰火引向更廣闊的區域。廣陽王深與於謹曾以智謀大破叛軍，收降二十萬部眾，這本是穩定局勢的契機。但北魏朝廷拒絕“彆立郡縣安置降戶”的合理建議，執意將其分散至冀、定、瀛三州“就食”，實則將降戶推向“乞活”的絕境。這種短視的決策，暴露了北魏統治階層對邊地軍民的長期歧視——他們既想利用降戶的勞動力，又不願給予其平等的社會地位，最終為新一輪叛亂埋下隱患。
果不其然，八月間柔玄鎮民杜洛周在上穀起兵，高歡、尉景等未來的北方霸主此時竟投身叛軍，標誌著叛亂已從“民族反抗”演變為跨階層的聯合起事。更嚴峻的是，二荊、西郢的蠻族趁北魏西北用兵之機發動叛亂，切斷三鴉路，逼近襄城，形成“北有六鎮餘黨，南有蠻寇侵擾”的兩線困境。
北魏軍隊的潰敗背後，是軍事體係的徹底崩壞。辛雄在奏疏中尖銳指出：將士“敗多勝少”的根源在於“賞罰不明”——有功者“曆稔不決”，逃亡者“晏然在家”。當“衝鋒陷陣”與“臨陣脫逃”的代價收益完全顛倒，軍隊的鬥誌自然土崩瓦解。魏主對這一症結“不省”的態度，儘顯統治階層的麻木與無能。都督崔暹率數萬大軍救援荊州卻“至魯陽不敢進”，臨淮王彧坐擁重兵卻因“處分道彆”拒絕馳援，官僚體係的低效與推諉，讓北魏的軍事機器徹底淪為擺設。
梁朝的內耗：宗室特權下的治理危機
與北魏的外患相比，梁朝的危機源於內部。邵陵王蕭綸在南徐州的行徑堪稱荒誕：因賣魚者批評其“躁虐”便強令對方吞魚致死，搶奪孝子喪服匍匐哭喪，甚至模擬皇帝受朝後當眾羞辱，將司馬崔會意裝入棺材行送葬之禮。這些行為絕非簡單的“性情乖張”，而是“宗室特權不受約束”的必然結果。蕭綸深知“皇子身份”是免罪金牌，故而敢肆意踐踏法律與道德。
梁武帝的處理同樣暴露了南朝的製度缺陷——最終僅“免官削爵土”的懲戒，再次印證了“刑不上宗室”的潛規則。這種對特權的縱容，如同慢性毒藥，既激化了官民矛盾“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又瓦解了法律的權威。當宗室可以憑借血緣肆意妄為，梁朝的統治合法性便在一次次“法外開恩”中逐漸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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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上，梁朝北伐的成果也快速蒸發。曹義宗等將領雖一度奪取順陽、馬圈，卻因援軍糧儘、配合失當最終敗退。這標誌著梁朝趁北魏內亂擴張的“窗口期”已過——其缺乏支撐長期戰爭的國力，更受製於宗室內耗與戰略短視，最終隻能從“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
亂世中的生存博弈：個體選擇與曆史伏筆
在南北政權普遍失能的背景下，個體的選擇成為影響時局的關鍵變量。於謹單騎勸降西部鐵勒，以“乜列河為餌”大破破六韓拔陵，展現出超越時代的戰略眼光。他兼通諸國語的能力與“攻心為上”的策略，證明即便是亂世，智慧仍能創造奇跡。雲州刺史費穆在糧儘援絕時棄城南奔爾朱榮，雖有“棄城”之罪，卻因投靠對了人而獲赦免，折射出亂世“站隊”的重要性。
敕勒酋長斛律金的軌跡更具代表性：最初依附破六韓拔陵，察覺其“終無所成”後降魏，被杜洛周擊敗後又投奔爾朱榮。這種“三易其主”的經曆，在亂世中並非特例。他“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的軍事天賦，使其總能被新主子接納。斛律金的選擇預示著未來的北方格局：實力與實用主義將取代“忠義”成為主流價值觀。
值得注意的是，爾朱榮成為各方勢力的“避風港”——費穆、斛律金等紛紛投奔，暗示著北魏中央權威的崩塌已使地方豪強成為新的權力中心。爾朱榮“畜牧蕃息”的經濟基礎與“招合驍勇”的軍事力量，使其成為亂世中最可靠的“保護傘”，為後來“河陰之變”與北魏分裂埋下伏筆。
結語：舊秩序崩塌中的新力量
該段曆史，本質上是“舊秩序解體”與“新力量孕育”的交織。北魏因“賞罰不明”失信於軍，因“民族歧視”失信於民，在眾叛親離中走向瓦解；梁朝因“宗室特權”腐蝕法治，因“戰略短視”錯失機遇，逐漸淪為虛有其表的空殼。
與此同時，於謹的智略、辛雄的清醒、斛律金的識時務、高歡的蟄伏，都在為下一個時代積蓄力量。這些在亂世中掙紮、選擇、成長的個體，將在舊秩序的廢墟上重建新的權力平衡。曆史的吊詭之處正在於此：最混亂的時刻，往往孕育著最徹底的變革；最絕望的困境，往往催生著最頑強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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