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主打算攻打晉陽，辛卯日，他下詔宣布戒嚴，對外宣稱要親自率軍征伐南朝梁國。還征調了河南各州的兵力，在洛陽進行大規模閱兵。那場麵，南邊到洛水，北邊到邙山，魏主穿著軍裝，和斛斯椿一起親臨觀看。
到了六月丁巳日，魏主偷偷給丞相高歡發密詔，說：“宇文黑獺宇文泰）和賀拔勝好像有不軌的心思，所以我假裝說要南伐，暗中做好防備，你也得配合我，給我點支持。看完就把詔書燒了哈。”高歡接到密詔後，回了個表章，說：“荊州和雍州那邊好像真有反叛的陰謀，我現在已經悄悄集結了三萬兵馬，準備從河東渡河。同時，還派了恒州刺史庫狄乾等帶四萬兵從白道津渡河，領軍將軍婁昭等率五萬兵去討伐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帶山東兵五萬、精銳騎兵五萬去攻打江左。這些軍隊都聽候您的安排。”
魏主一看，高歡這是察覺到我有彆的打算了呀，就把高歡的表章拿出來，讓大臣們一起商議，想阻止高歡出兵。高歡那邊也召集了並州的幕僚們一起商量，然後又給魏主上了個表章，說：“我這是被那些小人給離間了，陛下您咋突然就懷疑我了呢。我要是敢對不起陛下，就讓我遭天譴，子孫都死光光。陛下要是真心信我，就彆讓雙方動刀動槍的，那一兩個小人，您就掂量著把他們趕走唄。”
丁卯日，魏主派大都督源子恭鎮守陽胡，汝陽王元暹鎮守石濟，還任命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讓他帶著豫州刺史斛斯元壽往東去濟州。斛斯元壽是斛斯椿的弟弟。可蔡俊不接受賈顯智來代替自己的職務，魏主這下更生氣了。辛未日，魏主又把洛陽文武官員討論的意見整理出來回複高歡，還讓舍人溫子升寫了道敕令給高歡，說：“我沒費啥力氣就當上了天子，要說生我的是父母，那讓我顯貴的就是高王您呀。要是我無緣無故背叛您，還想著攻打您，就像您發的誓那樣，讓我和子孫都倒黴。最近擔心宇文泰作亂，賀拔勝響應他，所以才戒嚴，想著和您一起互相照應。可現在看他們的舉動，也沒發現啥異常。東南那邊不服咱已經很久了，如今天下人口都減半了，實在不適合再窮兵黷武。我這人笨，也不知道誰是小人。之前高乾死，又不隻是我的意思。您突然跟高昂說他哥哥死得冤枉，人的眼睛和耳朵可沒那麼好糊弄！聽說庫狄乾跟您說：‘本來就想選個懦弱的人當皇帝，沒事立個這麼厲害的，結果不好控製。現在隻要花十五天時間，就能把他廢掉，再立彆人。’這種話，明顯是您挑撥有功之臣的，哪會是小人說的！去年封隆之反叛，今年孫騰逃走，您不懲罰他們，也不把人送回來，誰能不怪您呀！您要是對我這皇帝儘忠，為啥不把這兩人的腦袋砍了送來！您雖然說往西去，可四路兵馬一起進發，有的想南渡洛陽，有的想東進江左，說這話的人自己都覺得奇怪，聽的人能不懷疑嗎！您要是安安穩穩待在北邊，我這兒就算有百萬大軍，也不會想著去打您；您要是帶兵往南，就算您沒一兵一卒，我也會拚了命跟您乾。我本來沒啥德行，是您立我當皇帝的。老百姓不懂事，可能覺得我還行。要是被彆人算計，那就是我不好；就算被您殺了，被囚禁、被碾碎，我也沒啥遺憾！本來希望咱君臣一條心，就像符契一樣契合，沒想到今天居然鬨到這個地步！”
中軍將軍王思政跟魏主說：“高歡心裡咋想的，那不是明擺著嘛。洛陽這地兒不適合打仗，宇文泰一心向著王室，咱現在去投靠他，再收複舊都，還怕搞不定嗎？”魏主覺得挺有道理，就派散騎侍郎柳慶河東人）到高平去見宇文泰，一起討論當下局勢。宇文泰表示願意迎接皇帝大駕。柳慶回來複命。魏主又私下問柳慶：“我想去荊州，咋樣？”柳慶說：“關中那地兒地勢險要，宇文泰又有才能謀略，可以依靠。荊州這地兒不是啥關鍵地方，南邊還挨著梁國的敵人，我覺得去荊州不太靠譜。”魏主又問閣內都督宇文顯和，宇文顯和也勸魏主往西去。當時魏主廣泛征召各州郡的兵力，東郡太守裴俠河東人）帶著自己的部隊到了洛陽，王思政就問他：“現在權臣獨斷專行，王室一天比一天沒地位，咋辦呀？”裴俠說：“宇文泰被軍隊推崇，占據著險要之地，這就好比自己手裡握著武器，哪肯把權柄交給彆人！就算想投靠他，恐怕跟從熱水跳進火坑沒啥區彆。”王思政問：“那咋辦才好呢？”裴俠說：“算計高歡，馬上就有危險；往西去，以後也有顧慮。要不先到關右，再慢慢想辦法。”王思政覺得有道理，就把裴俠推薦給魏主，魏主任命裴俠為左中郎將。
當初，丞相高歡覺得洛陽經曆了太多戰亂，想把都城遷到鄴城，魏主說：“高祖在河洛定都，這是為子孫萬代打下的基業；您既然對國家有大功，就應該遵循太和年間的舊事。”高歡這才作罷。到了這會兒，他又琢磨著遷都，派了三千騎兵鎮守建興，增加了河東和濟州的兵力，把各州收購來的糧食，都運到鄴城。魏主又給高歡發敕令說：“您要是想讓大家心服口服，堵住彆人的嘴，就把河東的兵撤回去，取消建興的駐軍，把相州的糧食送回去，召回濟州的軍隊。讓蔡俊接受替代，邸珍離開徐州，放下武器，解散戰馬，大家各乾各的事。要是需要糧食，另外派人運送。這樣那些說壞話的人就沒話說了，大家也不會有疑慮和後悔。您在太原高枕無憂，我在洛陽也能安安穩穩當皇帝。您要是帶兵往南，想看看咱這天下誰做主，我雖然不厲害，但為了國家和宗廟，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決定權在您，不是我能定的，這就好比堆山，就差一筐土就能成功，真替您感到可惜。”高歡又上表，把宇文泰、斛斯椿的“罪行”說了個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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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中大通六年534年）：北魏君臣的終極攤牌——洛陽與晉陽的決裂。當魏孝武帝在洛陽發布“南伐”戒嚴令，當高歡在晉陽集結十萬大軍“請討荊雍”，北魏的命運已走到懸崖邊緣。這場以“書信攻防”為主的權力對決，看似充滿外交辭令的周旋，實則每一句話都浸透著刀光劍影。孝武帝的虛張聲勢與高歡的步步緊逼，最終讓“君臣一體”的假象徹底破碎，為北魏的分裂敲響了喪鐘。
“南伐”幌子下的生死博弈：孝武帝的試探與高歡的反擊
孝武帝與高歡的交鋒，從一場“各懷鬼胎”的“南伐”鬨劇開始。雙方都在用謊言包裹殺機，卻在不經意間暴露了真實的野心。
孝武帝的“障眼法”：以攻梁之名，行伐歡之實。
孝武帝下詔戒嚴，聲稱“自將伐梁”，實則“欲伐晉陽”。他在洛陽舉行盛大閱兵，“南臨洛水，北際邙山”，試圖用軍威震懾高歡，同時秘密下詔給高歡，編造“宇文黑獺、賀拔勝有異誌”的借口，要求高歡“共為形援”。這套操作的破綻顯而易見——若真為防範宇文泰，何必調動河南諸州兵、擺出傾國而出的架勢？孝武帝的小聰明，更像色厲內荏的掩飾：他既想除掉高歡，又怕打不過，隻能用“南伐”做幌子試探虛實。
高歡的“陽謀”：以退為進，逼皇帝攤牌。
高歡一眼看穿了孝武帝的把戲，卻沒有直接戳破，而是順水推舟地上表：“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庫狄乾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這份看似“奉命行事”的奏表，實則是赤裸裸的軍事威脅——十三萬大軍分四路進發，名為“討荊州”“討江左”，實則形成對洛陽的包圍之勢。更狠的是，高歡在表中暗示“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直接將矛頭指向斛斯椿等帝黨，逼孝武帝在“除佞臣”與“開戰”之間做選擇。
書信攻防戰：從偽裝到撕破臉。
孝武帝見高歡識破計謀，隻好“出歡表，令群臣議之”，想借輿論逼退高歡；高歡則“集並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賭咒發誓“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同時反咬一口“為嬖佞所間”。雙方的書信往來，從最初的“各說各話”到後來的“直接對質”，暴露了信任的徹底破裂：孝武帝指責高歡“四道俱進”包藏禍心，高歡則暗示“立長君不可駕禦”，連廢帝的心思都擺上了台麵。
孝武帝的“西奔之選”：絕境中的無奈與分歧。
當軍事威懾失效，孝武帝不得不考慮退路。是投奔荊州的賀拔勝，還是依附關隴的宇文泰？朝堂上的爭論，折射出北魏皇室的絕望與掙紮。
王思政的“關中策”與柳慶的“荊州否”。
中軍將軍王思政直言“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建議孝武帝“往就之，還複舊京”；散騎侍郎柳慶則實地考察後認為“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而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絕非良選。他們的判斷基於現實：關中地勢險要，宇文泰剛平定關隴，有實力與高歡抗衡；而荊州孤懸南方，賀拔勝兵力有限，難以支撐大局。對走投無路的孝武帝而言，宇文泰雖非“忠臣”，卻是當時唯一能與高歡抗衡的力量。
裴俠的“避湯入火論”：清醒者的憂慮。
東郡太守裴俠的觀點更顯冷峻：“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他點破了一個殘酷真相：宇文泰與高歡本質上都是權臣，投奔宇文泰不過是從一個傀儡變成另一個傀儡。但裴俠也承認“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眼前的危險高歡的大軍）遠比未來的隱患宇文泰的控製）更緊迫。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道出了孝武帝的無奈。
孝武帝的搖擺：從“伐歡”到“西奔”的心理轉變。
孝武帝最初的打算是“自將伐晉陽”，但高歡的十萬大軍讓他認清了實力差距；他曾想“向荊州”依靠賀拔勝，卻被柳慶、宇文顯和等人勸退；最終接受“西幸關中”的建議，既是對高歡的反抗，也是走投無路的妥協。這場爭論的本質，不是“選誰更好”，而是“選誰能活”——在權臣爭霸的亂世，皇帝的命運早已不由自己掌控。
高歡的“遷都逼宮”：加速分裂的最後推力
高歡在外交施壓的同時，用“遷都準備”進一步擠壓孝武帝的空間，雙方的矛盾徹底激化，再無轉圜餘地。
“運粟入鄴”：切斷洛陽的經濟命脈。
高歡以“洛陽久經喪亂”為由，重新提出遷都鄴城，暗中“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這招“釜底抽薪”極其陰狠：洛陽的糧食儲備被轉移到高歡的根據地，皇帝與百官將陷入無糧可食的境地。孝武帝識破其用心，在敕令中怒斥“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要求高歡歸還糧食、撤回軍隊，否則“決在於王，非朕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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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興戍兵”：對洛陽的軍事封鎖。
高歡“遣三千騎鎮建興”，建興位於洛陽西北，是通往晉陽的要道。這支部隊的部署，名義上是“防備宇文泰”，實則形成對洛陽的北麵包圍，與河東、濟州的軍隊呼應，讓孝武帝感受到“四麵楚歌”的壓力。孝武帝在敕令中要求“罷建興之戍”，正是想打破這種封鎖，卻被高歡無視。
“極言宇文泰罪惡”：徹底撕破臉皮。
高歡最終“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不再掩飾對帝黨的敵意。這份奏表標誌著雙方的“君臣遊戲”正式結束：高歡放棄了“挾天子”的偽裝，孝武帝則徹底斷絕了“與歡和解”的幻想。西奔關中，成了孝武帝唯一的選擇。
結語：北魏的終結與東西魏的起點
這場圍繞“南伐”展開的權力鬥爭，看似是孝武帝與高歡的個人恩怨，實則是北魏末年“皇權旁落”的必然結果。孝武帝的“伐歡”計劃，暴露了傀儡皇帝試圖奪回權力的徒勞；高歡的“逼宮”之舉，則彰顯了權臣對皇權的絕對掌控。
雙方的書信往來，從最初的虛偽客套到最後的直接對罵，記錄了北魏君臣關係的徹底破裂。王思政、裴俠等人的爭論，揭示了亂世中“選擇”的殘酷——沒有完美的出路，隻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
當孝武帝最終決定“西奔關中”，當高歡在鄴城另立新君，北魏的分裂已成定局。這場始於“南伐”謊言的博弈，最終以“東西分治”的現實收場。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孝武帝為擺脫高歡而投奔宇文泰，卻為宇文泰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提供了合法性；高歡為控製洛陽而逼走皇帝，卻讓自己陷入“弑君”的道德困境。
這段曆史證明：當皇權失去威懾力，任何試圖“重掌大權”的努力，都隻會加速王朝的崩潰。北魏的滅亡，不是因為外敵太強，而是因為內部的權力平衡已被徹底打破——高歡與宇文泰的崛起，不過是順應了這個“權臣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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