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辛酉年）
春天正月辛巳日，梁武帝去南郊祭祀，完事還大赦天下。辛醜日，又跑去祭祀明堂。
宕昌王梁企定被手下給殺了，他弟弟梁彌定上位。二月乙巳日，梁朝封梁彌定為河、梁二州刺史，還讓他接著當宕昌王。辛亥日，梁武帝去耕種藉田。
西魏幽州刺史順陽王元仲景因為犯了事，被賜死。
三月，西魏夏州刺史劉平伏占據上郡造反，大都督於謹出兵把他給抓住了。
夏天五月，梁朝派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人去東魏訪問。秋天七月己卯日，東魏宜陽王元景植掛了。
西魏讓侍中宇文測當大都督，管理汾州事務。宇文測是宇文深的哥哥，這人治理地方簡單又惠民，很得民心。汾州和東魏接壤，東魏人老來搗亂搶劫，宇文測抓住他們後，不僅鬆綁，還請他們吃飯喝酒，以禮相待，給他們糧食，派人護送出境。東魏人覺得特不好意思，就不再來騷擾了，汾州和晉州之間開始互通往來，大家都誇宇文測乾得漂亮。結果有人跟丞相宇文泰告狀，說宇文測和境外勾結，宇文泰生氣地說：“宇文測是在幫我穩定邊境，我了解他，你們彆挑撥我們兄弟關係！”說完就把告狀的人給砍了。
西魏丞相宇文泰想改革時政，搞出強國富民的辦法。大行台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那是把自己的本事全使出來，全力支持。他們減少官員數量，設置兩種基層長官，還搞屯田，給軍隊和國家增加物資。蘇綽還搞出六條詔書，九月開始施行：一是要內心清正，二是要重視教化，三是要充分利用土地，四是要選拔賢才，五是要慎重處理案件，六是要讓賦稅徭役公平。宇文泰特彆重視這六條詔書，不僅放在自己座位旁邊，還讓各個部門的官員背誦學習。要是地方官員不熟悉這六條詔書和相關的戶籍、賦稅統計方法，都不能當官。
東魏讓官員們在麟趾閣討論製定法律製度，叫《麟趾格》。冬天十月甲寅日，開始頒布施行。乙巳日，東魏征調五萬人去修漳濱堰，乾了三十五天完工。
十一月丙戌日，東魏任命彭城王元韶為太尉，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胡僧敬本名胡虔，大家都叫他的字，他是胡國珍哥哥的孫子，也是東魏皇帝的舅舅。
十二月，東魏派兼散騎常侍李騫到梁朝訪問。
交趾的李賁家裡世世代代都是豪門大族，但他當官當得不順心。有個叫並韶的人，文章寫得特好，去吏部求職，吏部尚書蔡撙覺得並姓沒有前代賢人，就隻給他個廣陽門郎的小官，並韶覺得特丟人。李賁和並韶回到老家，就商量著造反。正好交州刺史武林侯蕭谘這人又苛刻又暴力，不得民心。當時李賁在德州當監軍，就聯合好幾個州的豪傑一起反了。蕭谘給李賁送了些財物，自己跑回廣州。梁武帝派蕭谘和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帶兵去平叛。蕭谘是蕭恢的兒子。
這一年，西魏又增加了十二條新製度。
東魏丞相高歡發現各個州征收的絹帛不符合以前的標準，老百姓苦不堪言，就上奏請求都按四十尺一匹來征收。從天下大亂以來，西魏的農民和商人都沒法好好乾活做生意，六鎮的老百姓都往內地遷移，到齊、晉一帶找吃的，高歡就借著這些人成就了霸業。東魏、西魏分裂後，連年打仗，河南的州郡都長滿了荒草，不管公家還是私人都窮得叮當響，好多老百姓都餓死了。高歡就命令各個州在河邊、渡口、橋梁附近設置糧倉，儲存糧食，方便轉運，既能供應軍隊，又能防備饑荒。還在幽、瀛、滄、青四個州靠著海邊的地方煮鹽。這麼一來，軍隊和國家的開支勉強能維持。到這時候，東邊連著幾年大豐收，一斛穀子才賣九文錢，崤山以東的老百姓生活才稍微好過點。
東魏尚書令高澄娶了靜帝的妹妹馮翊長公主，生了個兒子叫高孝琬，朝廷裡的權貴都去祝賀。高澄說：“這是皇上的外甥，得先給皇上道喜。”過了三天，皇帝親自到高澄家，賞賜了一萬匹錦彩布絹。這下可好，那些權貴們都爭著送禮，高澄家十個屋子都堆滿了財物。
東魏臨淮王元孝友上奏說：“現在的製度是一百家為一族，二十五家為一閭，五家為一比。一百家裡麵有二十五個小頭目，這些人都不用服徭役，搞得苦樂不均，就像羊少狼多，還互相欺負，這毛病由來已久了。京城的各個坊裡，有的七八百家才一個裡正、兩個史，各種事務也沒耽誤，何況外地的州呢！我建議還是保留三正的名稱，但每個閭隻設兩個比，這樣算下來，每個族能省下十二個勞動力，上繳的絹帛和服兵役的人數，都能增加不少。”這事兒交給尚書處理，結果就沒下文了。
安成有個叫劉敬躬的，靠妖術忽悠了不少人，很多人都信他。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的史料，生動展現了南北朝後期東魏、西魏、南梁三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動態，其中蘊含的曆史邏輯與治理智慧，即便放在今天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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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度革新：亂世中的破局嘗試
這一年，東魏與西魏的製度改革形成鮮明對比，折射出政權生存的核心訴求：
西魏宇文泰與蘇綽的“六條詔書”：以“清心”“敦教化”“儘地利”等六條為核心，直指吏治、民生、生產等根本問題。尤其“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的規定，將製度執行力與官員任用直接掛鉤，體現了“務實為先”的治理思路。這種以“頂層設計+剛性執行”推動改革的模式，為西魏後續北周）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通過精簡機構、推行屯田、均平賦役，既解決了戰亂中的資源困境，也重塑了政權與民眾的關係。
東魏《麟趾格》的製定：作為“議定法製”的成果，其本質是通過規範法律穩定統治秩序。但東魏同時麵臨“調絹舊製擾民”“民多餓死”的現實，即便高歡推行“四十尺為匹”“置倉積穀”“煮海為鹽”等措施，仍難掩其依賴“六鎮流民”“武力擴張”的政權底色。製度改革更多是應對危機，而非係統性重構。
治理困境：權力與民生的博弈
南梁的“基層潰爛”：交趾李賁之亂，根源在於“仕不得誌”的地方豪強與“刻暴失眾心”的官員之間的矛盾。吏部尚書蔡撙因“並姓無前賢”輕視並韶，暴露了門閥製度下的階層固化——寒門精英上升無門，最終與地方勢力結合走向反叛。這印證了：當製度無法容納社會活力，權力的“傲慢”終將引發底層的反噬。
東魏的“結構失衡”：臨淮王孝友指出“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的弊端，揭示了基層組織的臃腫與不公——管理者“征發皆免”，百姓“苦樂不均”，本質是權力分配與責任承擔的脫節。而改革建議“寢不行”，則反映出既得利益集團對製度優化的阻撓，為東魏後續的衰落埋下伏筆。
經濟邏輯：資源分配決定政權韌性
西魏通過“置屯田以資軍國”，將土地資源與軍事需求結合，實現“耕戰一體”，是小農經濟下應對戰亂的有效策略；
東魏“濱河置倉”“傍海煮鹽”，依托地理優勢構建“漕運+鹽業”的經濟體係，雖暫時緩解“軍國之費”，但“河南州郡鞠為茂草”的現實，說明其經濟複蘇局限於局部東方“連歲大稔”），未能根本改變南北分裂、民生凋敝的格局。
對比可知：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取決於是否兼顧“軍事需求”與“民生底線”。東魏“穀斛至九錢”的短暫繁榮，因缺乏對“河南荒蕪”的治理，終究是區域性、暫時性的；而西魏“儘地利”“均賦役”的政策，更貼近民生根本，為其後來統一北方積蓄了潛力。
曆史啟示：製度的生命力在於“平衡”
權力與民心的平衡：宇文泰“六條詔書”強調“清心”“恤獄訟”，本質是約束權力、體恤民生；而南梁武林侯谘“刻暴失眾心”、東魏“調絹舊製擾民”，則因權力濫用激化矛盾。
傳統與革新的平衡：西魏“減官員，置二長”是對舊製的精簡，卻保留“三正”等傳統基層架構；東魏《麟趾格》既“議定法製”，又延續“四十尺為匹”的務實調整，說明完全割裂傳統的改革難以落地，而固守舊製則必然被時代拋棄。
效率與公平的平衡：東魏“羊少狼多”的基層困境，核心是效率管理覆蓋）與公平負擔分配）的失衡；西魏“均賦役”與東魏“倉積穀以備饑饉”，雖路徑不同，卻都指向“公平分配資源以維持係統穩定”的核心訴求。
總之，大同七年的曆史片段，如同一麵鏡子：在分裂與戰亂的大背景下，政權的存續不僅依賴軍事力量，更取決於製度能否回應民生需求、平衡各方利益。無論是宇文泰的“六條詔書”，還是高歡的“積穀煮鹽”，其成敗最終都由“民心向背”與“資源可持續性”決定——這一規律，在後世的曆史中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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