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癸醜日，楊瞟等人成功攻克嘉寧城，李賁逃到新昌的獠族人聚居地，各路大軍就在江口駐紮下來。
二月，西魏任命義州刺史史寧為涼州刺史。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占據涼州，不肯交出權力，瓜州百姓張保殺了刺史成慶響應宇文仲和，晉昌百姓呂興殺了太守郭肆，帶著晉昌郡響應張保。丞相宇文泰派太子太保獨孤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峰和史寧去討伐他們。
三月乙巳日，梁朝大赦天下。庚戌日，梁武帝到同泰寺，就住在寺裡的官署，講解《三慧經》。夏天四月丙戌日，講解結束，又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當天晚上，同泰寺的佛塔遭遇火災，梁武帝說：“這是魔障啊，應該大規模舉辦佛事。”大臣們都紛紛稱好。於是梁武帝下詔說：“道行越高，魔障越厲害；做善事就會遇到阻礙。應當在修建佛塔上花更多功夫，規模要比以前加倍。”就開始修建十二層的佛塔，快建成的時候，趕上侯景之亂，就停工了。
西魏的史寧對涼州的官吏百姓曉以利害，大多數人都歸附了，隻有宇文仲和據守城池不投降。五月，獨孤信讓各位將領趁夜攻打城池東北，自己則率領壯士襲擊西南。天快亮的時候，成功攻克城池，抓住了宇文仲和。
當初，張保想殺掉州主簿令狐整，可又因為令狐整很有聲望，怕失去民心，所以表麵上對他很敬重，內心卻十分忌憚。令狐整假裝親近依附張保，還派人勸說張保：“現在東邊的軍隊漸漸逼近涼州，他們勢單力薄，恐怕抵擋不住，您應該趕緊分出精銳部隊去救援。不過成敗關鍵在於將領，令狐整令狐延保）這人能文能武，讓他帶兵去，肯定能成功。”張保就聽從了這個建議。令狐整行軍到玉門的時候，召集當地豪傑，曆數張保的罪狀，然後迅速回軍襲擊瓜州。先攻克晉昌，殺了呂興；接著進攻瓜州，瓜州百姓向來信服令狐整，都背棄張保前來投降，張保隻好逃到吐穀渾。眾人商議推舉令狐整為刺史，令狐整說：“我們是因為張保叛逆作亂，擔心全州的人都陷入不義，所以才一起討伐誅殺他；現在又推舉我當刺史，這不是跟他學壞嘛。”於是就推舉西魏派去波斯的使者張道義代理州中事務，並把情況詳細上報。丞相宇文泰任命申徽為瓜州刺史，征召令狐整為壽昌太守，封襄武男。令狐整率領宗族和鄉裡三千多人入朝，跟隨宇文泰四處征討，後來多次升遷，做到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還加授侍中。
六月庚子日，東魏任命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台。
秋天七月壬寅日，東魏派散騎常侍元廓到梁朝訪問。
甲子日，梁武帝下詔：“犯罪不是大逆不道的，父母、祖父母不連坐。”
在此之前，江東地區隻有建康以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這些地方使用錢幣，其他州郡則雜用穀物、布帛交易，交州、廣州專門用金銀作為貨幣。梁武帝自己鑄造了五銖錢和女錢，兩種錢幣一起流通，還禁止使用各種古錢。普通年間，又開始鑄造鐵錢。這下民間私自鑄錢的人越來越多，物價飛漲，買東西的人甚至得用車來裝錢，都沒法一個個數。而且從破嶺以東，八十文錢當作一百文用，叫做“東錢”；江、郢地區以上，七十文錢當作一百文用，叫做“西錢”；建康則以九十文錢當作一百文用，叫做“長錢”。丙寅日，梁武帝下詔說：“‘朝三暮四’這個事兒，猴子們都高興，名義和實際都沒變化，卻能讓猴子們有不同反應。最近聽說外麵大多使用九陌錢即九十文當作一百文），錢的數量不足，東西就貴；錢數足了，東西就便宜。其實不是東西本身有貴賤，而是人心亂了套。到了偏遠地方，這種情況更嚴重，白白擾亂國家製度，對百姓財產也沒好處。從現在起，要統一使用足陌錢即一百文當作一百文）！詔書發布後，以一百天為期限，如果還有人違反，男子就發配去服勞役，女子就送去做苦工，都是三年。”詔令下達後，人們卻不遵從，足陌錢越來越少；到了末年，甚至以三十五文當作一百文了。
梁武帝年紀大了，他的幾個兒子誰也不服誰，互相猜忌。邵陵王蕭綸擔任丹楊尹，湘東王蕭繹在江州，武陵王蕭紀在益州，他們的權力都和皇帝差不多；太子蕭綱很討厭他們，經常挑選精兵保衛東宮。八月，任命蕭綸為南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高歡到鄴城。高澄把洛陽的五十二塊《石經》碑遷移到鄴城。
西魏把並州刺史王思政調任為荊州刺史，讓他舉薦可以代替自己鎮守玉壁的將領。王思政舉薦了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宇文泰同意了。東魏丞相高歡發動山東所有兵力，準備攻打西魏；癸巳日，從鄴城出發，在晉陽集合兵力；九月，到達玉壁，把城圍了起來，想引西魏軍隊出戰，可西魏軍隊就是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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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賁又率領兩萬多人從獠族人聚居地出來，駐紮在典澈湖，還大量建造戰船，把湖麵都塞滿了。梁朝各路軍隊都很忌憚，停在湖口，不敢前進。陳霸先對各位將領說：“咱們軍隊出征很久了，將士們都很疲憊；而且咱們孤軍深入，沒有後援，已經到了敵人腹地，如果這一戰不能取勝，哪還有活路！現在敵人多次敗逃，軍心不穩，這些夷人、獠人又是臨時拚湊的，很容易被打敗。咱們就該拚上性命，全力進攻；無緣無故停留不前，機會就沒了！”各位將領都沉默，沒人回應。當天夜裡，江水突然上漲七丈，灌入湖中。陳霸先率領自己的部隊趁著水流率先前進，其他各路軍隊也呐喊著一起向前；李賁的軍隊大敗，逃進屈獠洞。
冬天十月乙亥日，梁朝任命前東揚州刺史嶽陽王蕭詧為雍州刺史。梁武帝沒選蕭詧兄弟，而是立了太子蕭綱，心裡常常覺得愧疚，對蕭詧兄弟的寵愛僅次於其他兒子。因為會稽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所以讓蕭詧兄弟輪流擔任東揚州刺史，想安撫他們。蕭詧兄弟心裡還是不平衡。
蕭詧見梁武帝年老，朝廷有很多弊端，就開始積蓄錢財，禮賢下士，招募勇士，身邊聚集了幾千人。他認為襄陽地勢險要，是梁朝大業的根基，遇到亂世可以成就大功。於是他克製自己，處理政務，安撫士人百姓，多次施行恩惠，接納規勸諫言，他所管轄的地方治理得很好。
東魏丞相高歡攻打玉壁，日夜不停，西魏的韋孝寬根據情況隨機應變，進行抵抗。玉壁城中沒有水源，要從汾河取水，高歡派人把汾河水改道，一夜之間就完成了。高歡在城南堆起土山，想從土山上攻入城中。城上原本有兩座樓，韋孝寬讓人綁上木頭接高，讓樓始終比土山高，用來抵禦敵人。高歡派人告訴韋孝寬：“就算你把樓接得高到天上，我也能挖地道把你弄出來。”
於是就挖了十條地道，還讓術士李業興用“孤虛法”，集中攻打城北。城北是天險之地。韋孝寬挖掘長長的壕溝，截斷敵人的地道，還挑選戰士守在壕溝邊。敵人每次挖到壕溝，戰士們就把他們抓住殺掉。又在壕溝外堆積柴草，準備火種，敵人要是在地道裡，就塞上柴草點火，用皮囊鼓風，一下子就能把敵人燒得焦爛。敵人用攻城車撞城，攻城車所到之處，沒有不被摧毀的，根本沒法抵擋。韋孝寬就縫了布幔，順著攻城車撞的方向張開，布幔懸在空中，攻城車就撞不壞了。敵人又在竹竿上綁上鬆枝、麻稈，澆上油點著火，想燒布幔，順便把城樓也燒掉。韋孝寬製作了長鉤，磨得很鋒利，等火竿快到的時候，用長鉤遠遠地割斷鬆枝、麻稈，它們就都掉了。敵人又在城四周挖了二十條地道，在裡麵立上梁柱，然後縱火燒這些梁柱。梁柱斷了，城牆就崩塌了。韋孝寬在城牆崩塌的地方豎起木柵欄來阻擋敵人，敵人還是進不來。城外的敵人用儘了各種攻城方法，可城裡的防禦仍然綽綽有餘。
韋孝寬還搶占了敵人堆起的土山。高歡拿他沒辦法，就派倉曹參軍祖珽去勸降：“您獨自堅守這座孤城，西邊又沒人來救，恐怕最終守不住，為什麼不投降呢？”韋孝寬回答說：“我這城池堅固，兵器糧草充足。攻城的人辛苦，守城的人輕鬆，哪有才過十天半個月就需要救援的！我倒擔心你們這些人有回不去的危險。我韋孝寬是關西的男子漢，肯定不會當投降將軍！”祖珽又對城裡的人說：“韋城主享受著他們的榮華俸祿，或許可以這樣；其他軍民，為什麼要跟著他一起赴湯蹈火呢！”
於是往城裡射了懸賞告示，上麵寫著：“能殺掉城主投降的，封太尉，封開國郡公，賞賜帛一萬匹。”韋孝寬在告示背麵寫上字，又射回城外，寫著：“能殺掉高歡的，也按這個賞。”祖珽是祖瑩的兒子。東魏苦苦攻打了五十天，戰死和病死的士兵有七萬人，把他們合葬在一個大墳裡。高歡又累又氣，還生了病。有顆流星墜落在高歡的軍營中，士兵們都很驚恐。十一月庚子日，高歡隻好撤圍離開。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的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是南北朝後期風雲激蕩的關鍵節點，曆史的暗流在各方勢力的角力中洶湧，既暴露了政權的深層危機，也凸顯了個體在亂世中的掙紮與抉擇。
南梁的“盛世幻象”與致命隱患
梁武帝蕭衍的統治在這一年呈現出荒誕的割裂感：一邊是他在同泰寺講經、大赦改元的“慈悲”姿態，甚至在浮圖被焚後執意大興土木，試圖以“佛法”消解現實矛盾；另一邊卻是社會經濟的全麵崩壞——貨幣體係混亂到“以車載錢，不複計數”，各地私鑄泛濫、“陌錢”貶值從八十為百到最終三十五為百），百姓苦不堪言。這種“重虛飾而輕民生”的統治邏輯，早已為後來的侯景之亂埋下伏筆。
更致命的是皇室內部的分裂。梁武帝年事已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湘東王、武陵王各擁強兵，太子蕭綱則以精兵自衛。這種“兄弟鬩牆”的格局，使得南梁在外部壓力來臨時毫無凝聚力。而嶽陽王蕭詧在雍州“蓄聚貨財，招募勇敢”的舉動，更預示著皇族內部的割據傾向已不可逆轉。梁武帝試圖用“恩惠”平衡各方，卻不知權力的真空隻會滋生更大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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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魏的軍事博弈：玉壁之戰的隱喻
東魏高歡與西魏宇文泰的對峙，在玉壁之戰中達到高潮。這場持續五十日的攻防戰，堪稱古代軍事智慧的教科書：韋孝寬以長塹阻地道、布幔禦攻車、長鉤破火竿，將防守戰術發揮到極致；而高歡“移汾水、起土山、鑿地道”的百計強攻，最終卻落得“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的慘敗。
玉壁之戰的意義遠不止於一場戰役的勝負：高歡在此戰中“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次年便去世，東魏政權由此進入高澄、高洋的過渡階段；而西魏憑借韋孝寬的堅守，鞏固了關中防線，宇文泰的權威進一步提升。更關鍵的是，此戰暴露了東魏“以力服人”的局限——高歡雖坐擁山東之眾，卻無法突破西魏的防禦體係，南北對峙的天平開始向西魏傾斜。
小人物的選擇：亂世中的“道義微光”
在宏大的曆史敘事中，令狐整的選擇尤為亮眼。當瓜州張保叛亂時，他沒有趁機奪權，而是“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並率宗族入朝追隨宇文泰。這種“不效尤逆亂”的堅守，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亂世中，顯得格外珍貴。他的結局累遷驃騎大將軍）也印證了：亂世中並非隻有權謀才能生存，道義與忠誠有時更能成為立足的根基。
相比之下，李賁的潰敗則印證了“烏合之眾難成大事”。他雖一度聚眾兩萬據守典澈湖，卻因“人情未固”被陳霸先擊潰，最終竄入獠洞。這也暗示了南朝末年地方勢力的脆弱性——缺乏凝聚力的“叛亂”，終究隻是曇花一現。
結語：時代的“轉折點”已現
中大同元年的種種事件，實則是南北朝後期的“預演”：南梁的內部腐朽、東西魏的實力消長、地方勢力的崛起與隕落，都在為後來的“周滅齊”“隋統一”鋪墊。梁武帝的“佞佛”與“昏聵”、高歡的“力竭而亡”、韋孝寬的“堅守”、令狐整的“忠誠”，共同構成了這幅亂世畫卷的底色——曆史的走向，從來不是某個人的意誌，而是無數選擇的疊加，而每個選擇背後，都是人性與時代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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