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壁之戰前，高歡另外派侯景帶兵前往齊子嶺。西魏建州刺史楊檦鎮守車箱，擔心侯景侵犯邵郡，就率領騎兵去抵禦。侯景聽說楊檦來了，砍樹把路截斷了六十多裡，即便這樣還是擔驚受怕，最後就撤回河陽了。庚戌日，高歡派段韶跟隨太原公高洋鎮守鄴城。辛亥日，征召世子高澄到晉陽會合。
西魏任命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封建忠公。當時的人都覺得王思政很會識彆人才。
十二月己卯日，高歡因為這次攻打玉壁沒取得戰功，上表請求解除都督中外諸軍的職務，東魏皇帝同意了。高歡從玉壁回軍後，軍中傳言說韋孝寬用定功弩射死了丞相。西魏人聽說這傳言後，就下令說：“強弩一發射，敵人首領就死了。”高歡聽到這些傳言後，強撐著坐起來接見各位權貴，還讓斛律金唱《敕勒歌》，自己跟著一起唱，唱著唱著就悲傷得流下了眼淚。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這人忠誠又節儉，一直把國家戰亂未平當作自己的責任，推薦賢能的人，整頓各項政務。丞相宇文泰對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沒人能離間他們。宇文泰有時候外出，常常預先在空白紙上簽好名交給蘇綽；要是有需要處理的事情，蘇綽就根據情況自行處理，等宇文泰回來，彙報一下就行了。蘇綽常說：“治理國家的道理，就像慈父愛護子女一樣關愛百姓，像嚴師教導學生一樣訓誡百姓。”每次和公卿大臣討論事情，常常從白天一直談到晚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了如指掌，像在手掌上指東西一樣清楚。最後因為勞累過度，生病去世了。
宇文泰非常痛心惋惜，對公卿們說：“蘇尚書一生廉潔謙讓，我想成全他一向的誌向，又怕那些無知的人不理解；要是給他優厚的贈諡，又違背了我們往日相互了解的心意；怎麼做才好呢？”尚書令史麻瑤越級進言說：“節儉，最能彰顯他的美德。”宇文泰聽從了這個建議。把蘇綽送回武功安葬，隻用一輛布車運載靈柩，宇文泰與各位公卿步行送靈柩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車後灑酒說道：“尚書一生做的事，有些連他的妻子兒女、兄弟都不知道，我卻都知道。隻有你懂我的心思，我也了解你的誌向，正想和你一起平定天下，你卻突然離我而去，這可怎麼辦啊！”說完放聲痛哭，不知不覺手中的酒杯都掉落了。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台侯景，他右腳稍微短一點，騎馬射箭不是他的強項，但他很有謀略。像高敖曹、彭樂等將領，都是當時勇猛無比的人，可侯景常常看不起他們，說：“這些人就像野豬橫衝直撞，能成什麼氣候！”侯景曾經對丞相高歡說：“要是給我三萬士兵，我就能橫行天下，我一定要渡過長江，把蕭衍那老頭綁來，讓他去當太平寺的主持。”高歡就讓他率領十萬大軍，專門負責河南地區的事務，對他的倚重就像自己身體的一半。
侯景向來輕視高澄，曾經對司馬子如說：“高王在世的時候，我不敢有什麼異心；高王要是不在了，我可不能和那個鮮卑小子高澄）一起共事！”司馬子如趕緊捂住他的嘴。等高歡病重的時候，高澄偽造高歡的書信召侯景回來。之前，侯景和高歡約定說：“現在我帶兵在外，離得遠，容易被人騙，您給我寫的信，都請加上一個微小的記號。”高歡答應了。侯景收到信後，發現沒有記號，就借口不來；又聽說高歡病得很重，就采用他的行台郎潁川人王偉的計策，擁兵自重。
高歡對高澄說：“我雖然生病了，但看你臉上的憂慮比我還多，為什麼呢？”高澄還沒來得及回答，高歡就說：“是不是擔心侯景反叛啊？”高澄回答說：“是的。”高歡說：“侯景在河南獨攬大權已經十四年了，一直都有飛揚跋扈的心思，隻不過我能駕馭他，你可駕馭不了。現在天下四方還沒平定，先彆急著發喪。庫狄乾是個老鮮卑人，斛律金是個老敕勒人，他們性格剛直，始終不會辜負你。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道來投奔我，肯定不會有二心。潘相樂本來是個出家人，心地平和寬厚，你們兄弟應該能得到他的助力。韓軌這人有點憨直，你要寬容對待他。彭樂心思難測，要小心防備他。能對付侯景的，隻有慕容紹宗，我故意不給他高職位，留下來給你用。”又說：“段孝先段韶）忠誠、正直、仁愛、寬厚，智勇雙全，咱們親戚當中，就數這孩子行，軍隊裡的大事，你要和他一起謀劃。”還說：“邙山之戰，我沒聽陳元康的話，給你留下了隱患，死了都閉不上眼啊！”潘相樂是廣寧人。
【內核解讀】
這段曆史記載如同一場波瀾壯闊的權力棋局，各方勢力的博弈與人性的複雜在字裡行間展現得淋漓儘致，其中諸多細節值得細細品味。
侯景的行為堪稱亂世中軍閥心態的典型寫照。他右足偏短卻野心勃勃，憑借智謀輕視一眾勇將，那句“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的豪言，既顯露其膽識，也埋下了驕縱的隱患。他與高歡的“微點約定”，看似是防詐的細節，實則暗示了君臣間難以言說的猜忌，為日後的背叛埋下伏筆。而他對高澄的輕視，更是將軍閥“隻認實力不認傳承”的生存邏輯暴露無遺，這種心態在權力交接的真空期極易引發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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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歡的臨終布局則儘顯梟雄的深謀遠慮。他對麾下諸將的性格與忠誠度了如指掌，精準點出慕容紹宗可敵侯景卻故意不重用，這種“藏器於身”的用人策略，體現了他對權力傳承的周密考量。同時，他對邙山之戰未聽陳元康之言的悔恨，既顯露出決策失誤的遺憾，也反襯出亂世中戰略選擇的生死攸關。不過，他放任侯景專製河南十四年，雖有“畜養”之術，卻也為後代留下了巨大隱患，這或許是強權者晚年難以避免的權力失控。
蘇綽的病逝無疑是西魏的重大損失。他“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的治國理念，在戰亂年代顯得尤為珍貴。宇文泰對他的信任——“預署空紙以授綽”，展現了君臣之間罕見的默契與坦誠。而他死後“布車一乘”的歸葬待遇，不僅踐行了廉讓之誌，更成為亂世中一道清流，反襯出當時官場的汙濁與浮躁。蘇綽的治國實踐證明，即便在戰亂時期，製度建設與人才選拔仍是政權穩固的基石。
韋孝寬在玉壁之戰後的聲望提升，印證了“輿論戰”在古代戰爭中的重要性。“勁弩一發，凶身自隕”的謠言雖荒誕，卻精準打擊了東魏軍心，這種心理戰術的運用，展現了古代軍事家對士氣的深刻理解。而高歡強撐病體與諸貴會麵，甚至和唱《敕勒歌》以穩定軍心，既顯露出梟雄的隱忍，也暗示了東魏政權此時的危機四伏。
整個片段中，權力交接期的脆弱性被反複印證。高歡病重引發的連鎖反應——侯景擁兵自固、高澄憂心忡忡，揭示了古代集權體製下“人亡政息”的巨大風險。而各方勢力的博弈，無論是侯景的投機、高澄的應對，還是宇文泰對蘇綽去世的痛惜，都凸顯了亂世中個體命運與政權興衰的緊密交織。
這段曆史也留給後人諸多啟示：權力的維係不僅需要武力威懾，更需要製度建設與人心凝聚；用人之道既要知其長，更要控其短；而在時代變局中，唯有順應大勢、兼顧情理，才能在複雜的博弈中占據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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