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魏這邊先動手了，砍了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這哥們兒是侯景的黨羽，屬於典型的秋後算賬。至於其他被侯景脅迫的小弟，全都放了一馬，主打一個區彆對待。
拿下懸瓠、項城後，東魏地盤全拿回來了。高澄開始發消息，南梁朝廷沒接茬。高澄轉頭對被俘虜的貞陽侯蕭淵明洗腦：咱兩家以前關係多好，梁武帝拜佛都念叨著我爹，肯定是侯景這攪屎棍挑事！你回去帶個話，隻要重歸於好，人全給你送回去，包括侯景家屬。
蕭淵明趕緊派夏侯僧辯帶信給梁武帝，說高澄人特靠譜，和好就能放我回家。梁武帝看完直接哭了，開會討論時，朱異、張綰這幫人都喊和平好啊，能少死人，就司農卿傅岐清醒：高澄沒事求和？絕對是套路！就想讓侯景疑神疑鬼，他一慌指定搞事，這坑咱不能跳！
但梁武帝打累了，聽朱異的話，給蕭淵明回信：知道高澄對你不錯，我這就派人去嘮嘮，重修舊好。
夏侯僧辯路過壽陽，被侯景抓了個正著。一頓盤問下來，侯景全知道了，當場寫了封加急信給梁武帝：
高澄一肚子壞水，他爹剛死就反水，現在打了個小勝仗就飄了。他要是真順天應人，用得著低三下四求和？還不是怕被秦、胡兩邊夾攻！咱可不能縱虎歸山啊！當年北魏牛的時候，陛下都敢硬剛，現在他們弱了，反而要和稀泥？我這情況，就像伍子胥奔吳、陳平離楚，都是為了乾大事！高澄想借求和搞掉我，我死不要緊，就怕史書笑話您！
侯景還塞給朱異三百兩金子，結果錢收了，信沒遞上去——這波是收錢不辦事的典型。
梁武帝派使者去吊唁高澄，侯景又急了，上書：我跟高澄死仇，陛下現在跟他和好，我往哪擱？求陛下讓我再打一架，揚我國威！
梁武帝回：咱倆關係鐵得很，哪能你贏了就收、輸了就踹？人家求和，我也想歇會兒，你穩住，彆瞎想。
侯景再逼問：我現在囤糧招兵，就等乾翻趙、魏，沒您撐腰名不正言不順啊！現在南北要和好，我怕高澄搞死我！
梁武帝又打太極：我乃大國天子，說話算話！你懂我意思就行，彆再發消息了。
侯景直接偽造了封東魏來信，內容特紮心：用貞陽侯蕭淵明換侯景。梁武帝居然打算同意，舍人傅岐急了：侯景走投無路來投奔，咱給賣了不吉利！再說這哥們兒打了一輩子仗，能束手就擒？謝舉、朱異卻嘴硬：他就是個敗軍之將，派個人就能搞定。
梁武帝聽了，回信道：蕭淵明早上到，侯景晚上就給你送過去。
侯景看完當場破防，跟手下吐槽：我就知道這老東西沒良心！謀士王偉勸他：坐著等也是死，乾票大的也是死，不如拚了！
於是侯景徹底反了：全城居民全拉來當兵，賦稅田租全免，百姓家的姑娘小夥兒，全分給將士當福利——這是要梭哈了。
三月，東魏人事變動：襄城王高旭升大司馬，高嶽升太尉。高澄親自帶隊去黎陽團建，從虎牢渡河到洛陽，魏將裴寬跟東魏彭樂打了一架，被俘後靠演技跑路，高澄隻好從太行回了晉陽。
南邊，屈獠洞的人砍了李賁，首級送抵建康。李賁他哥李天寶逃到九真，拉了兩萬人圍愛州，結果被交州司馬陳霸先收拾了。陳霸先因此升職：西江督護、高要太守，還管著七個郡的軍事——這波是靠實力刷到經驗包。
四月，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這幫人搞假文憑賣官，被揭發後，一查竟有六萬多人涉案——古代版學曆造假產業鏈翻車現場。
同月，東魏派高嶽、慕容紹宗、劉豐生帶十萬大軍，去潁川圍魏王思政。思政玩起空城計：收兵閉營，軍旗都不插。高嶽仗著人多，四麵攻城，結果思政突然派精銳開門反殺，高嶽被揍得跑路。之後高嶽堆土山日夜強攻，思政見招拆招，反過來占了土山，蓋起防禦樓堅守——這波攻防戰，屬實精彩。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南北朝時期東魏、西魏與南梁三方的政治博弈與軍事衝突，其中的權力算計、人性博弈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從政治決策的短視性來看，梁武帝的表現尤為典型。麵對東魏的求和，他既忽視了侯景這一“不穩定因素”的潛在威脅，又高估了與東魏“通好”的可靠性。傅岐早已點破高澄的離間計——“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但梁武帝被“靜寇息民”的表象迷惑，最終親手將侯景推向叛亂。這種“厭戰而忘危”的心態，暴露了封建帝王在權力平衡中常犯的致命錯誤：以主觀願望替代現實判斷，用暫時的安寧換取長期的隱患。
而侯景的生存邏輯則折射出亂世中“邊緣人”的掙紮與反噬。作為東魏叛將，他對梁武帝的“忠誠”本質上是利益依附，當感受到被拋棄的風險時，“反計”便成了必然選擇。他給梁武帝的奏疏中，“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的警告、“伍相奔吳，楚邦卒滅”的類比，既顯露出對時局的清醒認知，也暗含著絕境中的威脅。這種“以危逼主”的策略，恰是弱者對抗強權的無奈手段——用破壞性來證明自身的存在價值。值得玩味的是，朱異“納金而不通其啟”的行為，不僅是個人貪腐，更成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劑，印證了權力體係中“小人誤國”的經典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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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事與外交的聯動性來看，東魏高澄的操作堪稱教科書級的“心理戰”。他先以“諸人並即遣還”示好，再借貞陽侯淵明傳遞“和談”信號，最終用“以貞陽侯易景”的偽書徹底擊穿梁武帝的底線。這種“軍事壓迫+外交誘騙”的組合拳，精準利用了梁武帝的優柔寡斷和侯景的多疑敏感，不費一兵一卒便瓦解了梁與侯景的脆弱聯盟。而西魏王思政在潁川的防守戰，則展現了“以靜製動”的軍事智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的偽裝與“選驍勇開門出戰”的突襲，形成了對東魏大軍的有效牽製，也從側麵反映出南北朝時期攻防戰術的成熟。
更深層的啟示在於亂世中的信任困境。梁武帝對東魏的“輕信”、對侯景的“猜忌”，侯景對梁廷的“試探”與“反噬”，本質上都是亂世中“無永恒盟友，隻有永恒利益”的體現。當道德約束力讓位於生存本能，任何“盟約”都可能成為權力博弈的籌碼。梁武帝試圖用“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的表態穩定侯景，卻不知在生死存亡的博弈中，“信義”早已被各方視為可犧牲的奢侈品。
這段曆史最終以侯景之亂、梁朝由盛轉衰收場，而其中的教訓跨越千年仍具警示意義：在複雜的利益格局中，對“和平”的追求不能以犧牲核心安全為代價；對“盟友”的判斷不能脫離現實利益的考量；任何政治決策，都必須警惕“短期舒適”背後的長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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