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像一把鈍刀，割開城市邊緣的霧。
我坐在村委會那張掉漆的木桌前，盯著手機屏幕上那條新聞推送，指尖冰涼。
【即日起暫停所有民間非注冊組織參與本年度非遺項目申報及展示資格……】
不是意外，是圍剿。
他們不想讓我辦展，就想把我釘死在“不合規”的標簽上。
可笑的是，我們繡娘一針一線三十年，沒人來評；現在要走出去了，倒有人跳出來談“文化輸出風險”？
我閉上眼，老繡娘的手在眼前晃動——那雙布滿裂口的手，捧著一幅還沒繡完的百鳥圖，說：“這是我孫女的名字……她說，要讓外國人也看到咱們的鳥會飛。”
鳥還沒飛，網先落了下來。
王老師的消息來得很快，語氣少見地凝重：“展廳撤了。巴黎中國文化中心回函，說是‘檔期調整’。”他頓了頓，“林致遠，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但這次，他們動的是係統。”
我盯著天花板上的裂縫，忽然笑了：“檔期調整？他們怕的不是我們去巴黎，是怕我們在巴黎說話。”
謝明遠幾乎是撞開門衝進來的，臉色發白，手裡捏著平板：“查到了！撤展通知前48小時，中心收到一封匿名舉報函，指控我們‘涉嫌利用文化項目洗錢’，附件還附了份財務流水截圖——是你之前截獲的那本虛假宣傳冊內容拚接偽造的！連日期格式都不對！”
我接過平板，看著那份粗糙到可笑的“證據”，反倒鬆了口氣。
“他們不敢碰真賬本。”我輕聲說，“他們怕的是有人翻開真賬本。”
許顧問站在門口，眉頭緊鎖：“海外布展光運輸和保險就兩百萬起步，現在資金隻夠一半。沒有官方背書，銀行不會貸，基金會也不會批。”
屋裡一時安靜下來。
窗外，一個孩子騎著舊自行車穿過巷子，鈴聲叮當，像某種遙遠的提醒。
我忽然站起來，撥通了吳女士的電話。
“吳老師，”我說，“巴黎去不了，能不能換個地方？不在官方場館，就在民間。”
她沉默了幾秒：“你是說……自建空間？”
“對。”我看著桌上那張百鳥圖的照片，“他們可以關門，關不住光。我們不在體製裡辦展，就在人心上辦展。”
三天後，一張照片傳了過來。
斑駁的紅磚牆上，一張手繪海報靜靜掛著，英文寫著“ckight”，下麵是歪歪扭扭卻認真的中文——“中國民間之光”。
幾個工人正抬著展櫃走進廠房，頭頂是裸露的鋼梁，陽光從天窗斜切而下，照在一幅即將懸掛的蘇繡上，金線閃了一下。
吳老師發來語音，聲音帶著笑意：“這是日內瓦老工業區的一處藝術家自治空間，他們願意免費提供場地三個月。條件是——你要親自來講一次課。”
我盯著那束光，喉嚨發緊。
“行。”我說，“我講‘為什麼一針不能省’。”
但錢呢？
許顧問把預算表攤開在我麵前：“運輸、布展、翻譯、保險、人員差旅……最低紅線是187萬。目前可用資金89萬。”
“差98萬。”她看著我，“我們等不起複議，更沒法造假。”
我盯著那個數字，忽然想起什麼。
“我們彆募捐。”我說，“我們賣‘看見’。”
所有人愣住。
我打開手機，調出一段視頻草稿：“發起‘一人一物一票’眾籌——每人捐99元，獲得一張限量明信片，背麵印一件參展物品的故事。比如，老繡娘的百鳥圖，寫著她孫女的名字，寫著她三十年沒出過村，但想讓世界知道‘咱們的鳥會飛’。”
我頓了頓，聲音沉下去：“這不是慈善，是共情。你要買的不是紀念品，是一段被看見的人生。”
謝明遠眼睛亮了：“用戶參與感+情感綁定+限量稀缺性，這模式能裂變！”
當晚十點，視頻上線。
我站在出租屋的鏡子前，沒穿西裝，也沒講宏大敘事。
我隻是拿著那張百鳥圖，說：“我是個送外賣的，三年前還在為下一單跑樓喘氣。但現在，我想替這群從沒出過村的人，問世界一句：你們願不願意，看一眼她們用十年繡一隻鳥的眼睛？”
視頻最後，我抬頭直視鏡頭：“99元，買不了一杯奶茶，但能買一張票——一張讓她們被看見的票。”
十二小時後，後台數字跳到312萬。
支持者來自37個國家。
有人留言：“我捐了，因為我奶奶也這樣繡過。”有人附圖：“這是我媽媽移民前做的香包，她從沒說過它多重要。”
鄭大使親自轉發：“有些光，生來就不為照亮自己。”
我站在窗前，看著淩晨的城市燈火，忽然覺得，這場展覽，或許從來不隻是為了展出。
而是為了證明——
當體製關門，民間仍有火種；當權力封喉，普通人仍能發聲。
而真正的文化輸出，從來不是被批準的，是被看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