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基層百姓管理組織自治製度，就是建立以村為單位的基層自治。
在古代，本來就是皇權不下縣，朝廷對於縣城之外的廣闊鄉村，基本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態度，大多數時候是當地的宗族士紳用鄉規民約處理日常事務。
隻要能按時完成國家交予的賦稅徭役等任務，不發生惡劣案件，地方官員極少下基層。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無論是哪個朝代，國家的正式官員數量非常有限，就算史書上記載以“冗員”著稱的宋朝，其官員總數才不過數萬。
其中不少還是沒有實權的恩蔭和虛官，真要是具體到某個縣上，正式編製少的可憐，不超一手之數。
加之通訊不暢，很多時候朝廷的政策根本下達不到基層。
麵對天災時，朝廷撥付的錢糧經過層層盤剝，到百姓手中更是少的可憐。
如今大唐立國不過九年，百姓官員也算純良，社會整體比較安和，統治成本和難度也不算太大。
但要具體說對基層有多大的掌控，也隻能說是皮毛。
而基層百姓管理組織自治製度就能較好解決這一陣痛問題。
它可以將以往宗族士紳管理權進行限製和正規化。
其宗族士紳原本的管理權改變不大，但是有了國家層麵的限製韁繩，可以有效抑製基層管理中權力的濫用，也是對重建基層自治有效的推動。
要知秦漢時代，基層社會管理也很嚴格細密，比如秦朝的“裡”組織。
有裡正、裡老、田典、街卒等職務，其職務的任命，需要鄉官夫報給縣裡，然後縣丞審核，再有縣尉進行正式任命。
到了漢朝，基層自治為“亭”，包括亭長、校長、求盜、發弩等，這些也都是官府派任的。
這些組織對於基層的信息掌控達到了驚人程度，失誤率極低，但也導致成本極高，危險度極高。
基層自治人員犯了小失誤就是大罪，動則砍頭，這就是為什麼陳勝吳廣要起義，劉邦要起義。
對於基層管理者的太過於苛刻，導致最後引發大的反彈。
漢朝滅亡後，兩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太平日子不多，基層管理自治自然鬆弛，一直沒有恢複到秦漢那種細致程度。
而後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大智慧，用大毅力重建基層自治，其中最明顯的一個政策就是“大索貌閱和輸籍定詳”。
隋朝建立之初，農民隱漏戶口、詐老詐小的現象極為嚴重，直接影響就是國家財政收入銳減和對勞動力控製急劇下降。
於是在隋開皇五年，正式實行“大索貌閱”，責令州縣地方官吏檢查隱漏戶口，當麵與戶籍簿核實。
並規定，如戶口不實，裡正、黨正流配遠方，獎勵百姓互相檢舉。
而經過這次檢括，戶籍簿上新增四十萬人查實為壯丁，一百六十萬人新編入戶籍。
而“輸籍定樣”又叫“輸籍法”，是隋朝製定各戶等級和納稅標準的辦法。
開皇五年，隋文帝采納高熲建議，規定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查，令百姓五黨或三黨為一團，根據標準定戶等高低，重新規定應納稅額，以防止人民逃稅和抑製豪地主占有勞動人口，造成稅負不合理現象。
通過推行“輸籍法”，使大量的不承擔國家賦役的隱匿人口，從豪強家中分離出來，成為編戶，增加了勞役和稅收。
但可惜的是隋末大亂，這一製度再度廢弛，唐朝建立以後，李淵雖然能力也很強，但是性格上偏軟，沒有嚴肅法令，沒有像隋文帝一般進行大索貌閱和輸籍定詳。
因而百姓逃逸，漏登戶籍者極多，加之武德年間天下困苦，戰爭連綿，更沒功夫去做這耗費錢財的事情。
而曆史上，整個唐朝時期也是奇怪，就連李世民也未曾進行嚴格的大索貌閱和輸籍定詳。
唯一做出點成績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曾讓宇文榮進行括戶行動，但力度遠遜於隋朝。
但即便如此，天寶年間人口也是大唐最高峰，八百九十萬戶。
但實際上，還是有約四分之一人口被隱匿。
這表明，哪怕是大唐最強盛的時期，也不能對地方州縣進行強有力控製，何況現在呢？
如今大唐在冊人口不過二百餘萬戶，人口不到千萬，與隋朝相比少了三千多萬人，這是很不正常的。
就算是戰爭，也不會損失如此多人口，所以一定是有大量人口還在隱匿。
而如今，李長河和李世民就是要沿襲隋法，並將其進一步製度化，目的是以後日子中將隱匿的人口再次登記造冊。
因為廣大百姓人民才是江山，才是未來，才是一切生產力的根源。
立足於百姓，何事不成？
所以基層百姓管理組織自治製度必定施行，而在糧食方麵的統購統銷，具體表現形式就是集體合作社。
發動廣大百姓自願聯合起來進行合作生產、合作經營。
這樣的話土地會從分散到集合，然後用最優種植技術，可以提升產量，且為將來的那個計劃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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