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仁親王想了一會，又說：“那捐款又怎麼保證用到實處了呢？聽說老蔣的官僚愛搞貪腐。不如這樣，可以在捐款時搞個新聞發布會讓各國記者，尤其是漂亮國幫忙監督老蔣，如果他連捐款都貪，如何能保證美援不濫用，甚至會成為國民黨無可救藥的證據？”
雍仁親王道：“你呀，太精明！彆說一個老蔣，十個老蔣也玩不過你。不過這樣也好。”
外星理想主義與大國戰略利益的意外共振——俊仁的“監督捐款”提議與美國“投石問路”的戰略需求，表麵上目標一致確保資金不被濫用），實則分彆承載著“文明公正”與“地緣控製”的深層邏輯。
1952年，漂亮國對國民黨的政策進入“矛盾期”：
朝鮮戰爭陷入僵持，漂亮國急需在亞太構建“反共防線”，台灣當局國民黨）作為“前沿陣地”被重新重視。1952年《共同防禦條約》雖未正式簽訂1954年），但漂亮國已通過“太平洋防禦圈”聲明杜魯門1952年1月聲明）默認對台的“事實支持”。但現實顧慮是漂亮國長期掌握國民黨內部的貪腐證據如1949年“招商局輪船走私案”、1950年“外彙走私案”），擔心援助被挪用為“私人財富”或“非軍事用途”如填補財政虧空），導致“反共彈藥”流入黑市或被中飽私囊。
因此，漂亮國“恢複援助”的核心訴求是“有限度的支持”——既要維持國民黨的“反共姿態”，又要通過“監督”確保資金用於“有效對抗共產主義”如購買美式裝備、訓練軍隊）。俊仁的“漂亮國監督”提議，恰好與漂亮國“投石問路”的戰略需求不謀而合。
俊仁與美國的“監督”目標表麵一致，但深層動機存在本質差異，這種差異恰恰構成了“殊途同歸”的戲劇張力：
作為雅各賓人，俊仁的“監督”提議根植於其文明的“資源分配倫理”——在雅各賓帝國，所有資源包括對外援助）必須遵循“透明效率”原則，否則合作終止。他將這一邏輯套用於人類政治，認為“漂亮國監督”是解決貪腐的“最優解”：
對老蔣：若貪腐被揭露，國民黨將失去“正統性”既無法向民眾交代，也無法向美國證明價值）；
對漂亮國：若資金被有效使用，漂亮國將獲得“反共成果”如更強的台灣防禦），符合其“遏製戰略”；
對民眾：若捐款用於抗日紀念或民生如醫療、教育），則能提升其的“反戰”形象符合其“幫助人類和解”的使命）。
這種邏輯本質是外星文明對“資源浪費”的本能排斥，與人類的“政治利益”無直接關聯，卻意外契合了漂亮國的“效率至上”思維。
漂亮國的“監督”提議則是冷戰戰略的延伸，其核心是“通過監督強化控製”：
信息掌控：漂亮國記者的“監督”本質是“情報收集”——通過觀察捐款流向，評估國民黨的“忠誠度”是否將資金用於“反共”而非私利）；
權力綁定：若國民黨接受監督，需默認漂亮國對其內政的乾預如資金使用需經美方審核），進一步強化台灣當局對漂亮國的依賴；
戰略威懾：若發現貪腐，漂亮國可借此施壓如削減援助、公開醜聞），迫使老蔣妥協。
這種邏輯本質是大國對“代理人”的“風險管控”，與俊仁的“文明公正”無關，卻因“監督”的形式重疊，形成了“目標一致”的表象。
俊仁的“政治高手”身份，並非偶然，而是雅各賓皇室傳統與外星文明理性的雙重塑造
儘管雅各賓帝國已進入君主立憲製，皇室成員“在議會摸魚”的表象下，仍保留著傳統政治精英的隱性教育：
皇室成員從小學習“議會製衡”“利益集團博弈”等課程，熟悉“形式權力”與“實質影響力”的邊界如通過議會提案影響政策，而非直接執政）；
雅各賓作為單一民族星球，其外交史本質是“與外星文明的接觸史”，皇室成員需掌握“跨文明談判”“資源交換”等技能如用科技換取其他文明的資源）；
危機處理的本能：雅各賓曆史上曾經曆“資源危機”“外敵入侵”，皇室成員被訓練出“快速判斷局勢”“用最小代價化解衝突”的能力如俊仁用“兩邊捐款”平衡冷戰陣營）。
這種教育使俊仁即使未直接參與人類政治，也天然具備“政治敏感度”——他能快速識彆權力核心、利益交換的底層邏輯，甚至預判各方行動的後果。
俊仁的智商400，本質是雅各賓文明“理性進化”的產物。他的“不理解人類行為”如貪腐、內戰），源於外星文明對“非理性行為”的“降維過濾”；而他的“懂政治”，則是用理性邏輯解構政治共通性的結果：
政治的本質是“資源分配”：無論哪個星球，政治的核心都是“如何分配有限資源以維持群體存續”。俊仁將人類政治簡化為“資源分配遊戲”，用雅各賓的“效率至上”原則資源應流向最能提升文明存續的方向）評估人類行為。
權力的本質是“信任背書”：俊仁的“神裔”身份本質是“信任符號”人類因“神”的標簽信任他），他將這一邏輯套用於人類政治——漂亮國監督老蔣，本質是“用監督建立信任”；國民黨接受監督，本質是“用透明換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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