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寫得出千古名句的詩人，年輕時滿腦子想的不是遊山玩水，是“削平藩鎮、收複河湟”的大事業——他26歲就考上進士，跟李商隱同榜，本以為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腳，結果卻被晚唐的黨爭纏得死死的，一會兒被踢到偏遠地方當刺史，一會兒就算獻上好計策也沒人真當回事，最後官是當到了高位，心卻早就冷了。
杜牧怎麼從少年得誌的進士，變成處處受挫的“外放官員”？又怎麼在亂世裡，守住一點“為百姓做事”的初心？
26歲中進士：長安街頭的“新晉才子”，滿腦子都是大理想
公元828年，長安的春天比往年熱鬨——這一年的科舉放榜，26歲的杜牧赫然在列，成了新科進士。
晚唐的科舉可不好考，多少人考到頭發白了都沒中，杜牧26歲就考上，還跟後來的“小李杜”搭檔李商隱同榜，這在當時絕對是“少年得誌”的典範。放榜那天，他跟著其他新科進士去曲江池赴宴，街上的人都圍著看，有人指著他說：“這就是杜佑的孫子，難怪這麼厲害！”
杜牧當時穿著新做的進士服，腰裡係著玉帶，心裡那叫一個敞亮——他爺爺杜佑是當過宰相的大人物，家裡的萬卷書早把他的眼界養高了，他可不是來混個官當的，是想跟著爺爺的腳步，在朝堂上乾實事：晚唐那會兒，藩鎮割據得厲害，河北的節度使不聽朝廷的，西邊的河湟地區還被吐蕃占著，百姓過得苦，杜牧早就憋著一股勁，想幫朝廷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中了進士後，杜牧先在弘文館當了個校書郎，就是整理國家藏書的小官。彆人覺得這官沒實權，天天抄抄寫寫沒意思，杜牧卻乾得特彆認真——他借著整理藏書的機會，把唐朝開國以來的典章製度、軍事檔案翻了個遍，尤其是關於藩鎮的資料，他都抄下來貼在牆上，有空就琢磨：“為啥這些藩鎮總不聽話？到底該怎麼治？”
那段時間，他還寫了兩篇特彆有名的文章，《戰論》和《守論》。在《戰論》裡，他說藩鎮之所以敢作亂，是因為朝廷“兵不強、將不勇”，得改革軍事製度，讓士兵能打仗；在《守論》裡，他又說不能光靠打，還得安撫百姓，讓藩鎮的人知道跟著朝廷比作亂好。這些話不是空喊口號，全是他對著史料熬了好幾個通宵想出來的，字裡行間全是“我想乾事”的迫切。
有人勸他：“你剛中進士，彆這麼急著提意見，小心得罪人。”杜牧卻搖搖頭：“我爺爺教我，當官就是為了替百姓說話，要是光想著不得罪人，那還當什麼官？”
杜牧當時就像一顆剛點燃的蠟燭，亮得很，滿腦子都是“理想”，還沒見識到晚唐官場的“現實”有多冷——他不知道，接下來等著他的，不是大展拳腳的機會，是黨爭的“冷水”。
黨爭這盆冷水：替人說句公道話，就被踢出京城
晚唐的官場，有個繞不開的“大坑”——牛李黨爭。一邊是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一邊是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這兩派就跟仇家似的，不管你有沒有本事，隻要站錯隊，就彆想有好日子過。
杜牧本來沒想摻和黨爭，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點交情。早年間，杜牧在揚州當幕僚時，牛僧孺是淮南節度使，很看重他的才華，經常跟他聊政事，還提醒他“官場複雜，彆太耿直”。杜牧心裡感激，覺得牛僧孺是個正直的人。
後來李黨得勢，李德裕當了宰相，就開始找牛黨的麻煩，說牛僧孺當年在地方上“治理不力”。滿朝文武都知道這是黨爭，沒人敢說話，唯獨杜牧站了出來——他寫了篇文章，說牛僧孺在淮南的時候，減賦稅、修水利，百姓都念他的好，所謂“治理不力”都是瞎編的。
這話一出來，李德裕立馬就盯上了杜牧：“好你個杜牧，居然敢替牛僧孺說話，你是不是牛黨？”
其實杜牧根本沒打算站隊，他覺得該說句公道話，可在黨爭的漩渦裡，“說公道話”就是“站錯隊”。沒過多久，朝廷就下了命令：把杜牧外放，去黃州當刺史。
黃州是什麼地方？在當時就是個“荒郡”——城裡沒幾條像樣的街，百姓大多靠種地為生，還經常鬨水災，之前幾任刺史都把這兒當成“流放地”，來了就天天喝酒偷懶，根本不管事。
杜牧接到調令那天，在家裡修改《戰論》的稿子，看到“外放黃州”四個字，手裡的筆“啪”地掉在紙上，墨水暈開一大片。他看著窗外的長安街，心裡又氣又委屈：“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就因為替人說句公道話，就不能在京城做事了？”
收拾行李的時候，母親勸他：“孩子，去就去吧，在哪兒不是做事？你彆忘了初心就行。”杜牧點點頭，把《戰論》《守論》的稿子疊好放進箱子裡，又帶上了爺爺杜佑寫的《通典》——他想，就算到了黃州，也不能忘了自己想乾的事。
離開長安那天，天剛蒙蒙亮，李商隱來送他。倆人站在城外的小橋上，沒說多少話，李商隱遞給杜牧一包茶葉：“到了黃州，照顧好自己，你的計策總有一天會用上的。”杜牧接過茶葉，眼圈有點紅，他知道，這一去，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長安。
坐在去黃州的馬車上，杜牧看著路邊的田野，心裡五味雜陳——他想起26歲中進士時的風光，想起在弘文館熬夜查資料的日子，想起“削平藩鎮”的理想，現在卻要去一個連朝廷都快忘了的“荒郡”，這落差，比從山頂跌到穀底還難受。
外放“荒郡”不躺平：建學堂、禁佛寺，他在黃州池州乾了實事
要是換了彆人，到了黃州這種地方，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杜牧不一樣——他沒忘了母親說的“彆忘了初心”，也沒忘了是杜佑的孫子，就算在“荒郡”，也得乾出點樣子來。
剛到黃州，他沒先去刺史府歇著，而是帶著隨從在城裡城外轉了三天。轉完之後，他發現黃州最大的問題不是窮，是“沒教化”——城裡連個正經的學堂都沒有，小孩大多不識字，百姓遇到事不知道找官府，反而去求神拜佛，有些和尚還借著“念經”的名義騙百姓的錢。
杜牧心裡有了主意：先建學堂，再整肅風氣。
建學堂得花錢，黃州的官府庫裡沒多少錢。杜牧就把俸祿拿出來一部分，又找城裡的鄉紳募捐：“各位鄉親，孩子是黃州的將來，要是他們不識字，將來還是要受窮受欺負。咱們建個學堂，讓孩子能讀書，不好嗎？”
鄉紳們一開始不樂意，覺得這是“瞎折騰”，可杜牧天天上門跟他們聊，還說要把爺爺杜佑的《通典》抄一份放在學堂裡，讓大家看看“讀書能懂道理”。慢慢的，有鄉紳被說動了，開始出錢出物。
沒過多久，黃州的孔子廟就擴建好了，旁邊還蓋了三間學堂，杜牧親自挑選了幾個識字的秀才當老師，又規定：黃州的孩子，不管家裡有錢沒錢，都能來上學，學費全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