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6年的春天，洛陽城外一處小院裡，74歲的崔護坐在藤椅上曬著太陽。風裡飄著鄰院的桃花香，他眯著眼睛，伸手撫摸著案上的舊詩集——那本裡，藏著他50年前在長安城南撞見的一場春天，也藏著讓他名垂千古的“人麵桃花”。
很多人知道他是寫“人麵不知何處去”的詩人，卻少有人知道，這位博陵崔家的子弟，走過的是一條最典型的中唐文人路：從書香門第裡的苦讀少年，到兩度登科的寒門進士，再到官至嶺南節度使的清正官員，最後歸隱田園，把一生的煙火與悵惘，都揉進了一首詩裡。
博陵崔家的少年：書堆裡長大的“學霸苗子”
772年，崔護出生在博陵（今河北定州）崔氏家族——這可不是普通人家，在唐朝，“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並稱，是天下聞名的“五姓七家”之一，簡單說就是“世代讀書做官的名門”。他爹崔銳更厲害，官至大理少卿，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管的是全國的司法大事。
按說生在這樣的家庭，崔護本該是個養尊處優的“官二代”，可他從小沒沾過半點嬌生慣養的毛病。為啥？因為崔銳對兒子的要求特彆嚴——每天天不亮，崔護就得坐在書房裡背《詩經》《尚書》，背錯一個字，不僅晚飯沒得吃，還得對著祖宗牌位罰站。
崔護後來回憶說，小時候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不是能出去玩，是雨天父親不用上朝，會坐在書房裡陪他讀書，偶爾還會講斷案的故事。有一次，崔銳講起一個窮人因為沒錢給母親治病，偷了富人的糧食，最後主動改判從輕的事，末了對崔護說：“讀書不是為了當官享福，是為了心裡有杆秤，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該幫的人。”
這話崔護記了一輩子。後來他不管是考科舉，還是當大官，心裡都揣著這杆“秤”。
少年時的崔護，是出了名的“書呆子”。博陵城裡的小孩都在街頭巷尾跑著玩的時候，他要麼在自家書房裡啃經書，要麼就去城外的佛寺裡找老和尚討論詩文。有一次，佛寺裡的老和尚跟他聊起李白的詩，崔護說：“李白的詩像天上的雲，好看卻抓不住；我想寫的詩，要像地上的草，普通人一看就懂，卻能記一輩子。”
老和尚當時就笑了：“你這孩子，心不高，卻實誠。以後準能寫出好東西。”
誰也沒想到，這句“實誠”的評價，後來真成了崔護詩歌的底色——他一輩子沒寫過什麼晦澀難懂的“文人詩”，就憑《題都城南莊》那28個字，把“物是人非”這回事，寫得連不識字的老太太都能聽懂，都能跟著歎口氣。
長安城裡的科舉路：兩次登科的“逆襲考生”
唐朝的文人，想當官幾乎隻有一條路：考科舉。而科舉裡最難的，就是“進士科”——有句話叫“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意思是30歲考上明經科都算老的，50歲考上進士科都算年輕的。
崔護20歲出頭的時候，揣著父親給的盤纏，背著一箱子書，第一次去了長安。那時候的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雀大街寬得能跑八匹馬，酒肆裡飄著胡姬的歌聲，考場門口擠滿了從全國各地來的考生。崔護站在考場外，心裡又緊張又激動——他知道，這扇門背後，不僅是自己的前途，更是父親的期望。
可科舉哪有那麼容易？第一次考進士，崔護落榜了。
落榜那天，他獨自坐在長安城南的曲江池邊，看著彆人榜上有名的歡呼，手裡攥著寫滿錯題的卷子，眼淚差點掉下來。他想寫信回家說“我不考了”，一想起父親說的“心裡有杆秤”，又把信撕了。
從那以後，崔護在長安租了個小破院，開始了“苦讀模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書，中午啃個冷餅子繼續寫策論，晚上點著油燈改文章，直到眼睛睜不開才睡覺。有一次，鄰居老太太看他天天不出門，還以為他病了，特意送了碗熱粥過來，說：“小夥子，彆太拚了，身體要緊。”
崔護握著熱粥，心裡暖得不行——他知道，在長安，像他這樣的窮考生太多了，大家都在熬，熬到出頭的那天。
熬了整整四年，到了貞元十二年（796年），24歲的崔護再次走進考場。這一次，他沒慌——策論裡寫的“百姓疾苦”，是他從鄰居老太太那裡聽來的；詩裡寫的“長安春景”，是他四年裡每天路過的街景。放榜那天，他擠在人群裡，從最後一名往前找，找了三遍，才在中間位置看到“崔護”兩個字。
那一刻，崔護抱著旁邊的考生哭了——不是因為當上官了，是因為沒白熬，沒讓父親失望。
崔護的“學霸路”還沒結束。唐朝的科舉，考上進士隻是“入門”，想當大官，還得考“製科”——就是皇帝親自出題的考試，考的是“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簡單說就是“既有學問，又會辦事”。
元和元年（806年），34歲的崔護又參加了製科考試。這一次，他寫的策論裡，提到了“減輕賦稅、安撫流民”的建議，正好戳中了剛即位的唐憲宗的心思。放榜時，崔護考了第一名——“才識兼茂科”登第，一下子從“普通進士”變成了“皇帝看中的人才”。
那天，崔護回到小破院，把錄取通知書貼在牆上，煮了一碗麵條，加了兩個雞蛋——這是他來長安十年，吃得最奢侈的一頓飯。他知道，從這天起，他要走的路，不再是書堆裡的路，是官場裡的路，是要為老百姓辦事的路。
官場裡的“實在人”：從京兆尹到嶺南節度使的政績
考上製科後，崔護先是被派到地方當縣尉——就是現在的縣公安局局長，管治安、抓小偷。彆看官小，崔護乾得特彆認真。他到任第一天，就把縣裡的卷宗全翻了一遍，發現有幾個老百姓是因為欠了地主的錢被抓的，立馬找地主談話，說：“老百姓要是有活路，誰願意欠你錢？你要是再逼他們，我就上報朝廷，說你欺壓百姓。”
地主怕了，不僅免了欠款，還送了糧食給那幾家老百姓。老百姓都誇：“新來的崔縣尉，是個實在人。”
後來，崔護又被調到中央當監察禦史，管的是彈劾貪官汙吏。有一次，他查到一個大官貪汙救災款，立馬寫了奏折上報。有人勸他：“那人後台硬，你彆惹禍上身。”崔護說：“我考科舉不是為了怕事，是為了辦事。要是看著貪官不管，我對不起老百姓，也對不起我爹當年教我的話。”
最後，那個大官真被罷了官，救災款也追了回來。唐憲宗知道後，誇崔護：“你這人性子直，適合乾大事。”
到了大和三年（829年），57歲的崔護迎來了他官場生涯的巔峰——先是被任命為京兆尹，就是長安市市長；沒過幾個月，又升為禦史大夫兼嶺南節度使，相當於現在的廣東省委書記兼軍區司令。
長安是京城，不好管——達官貴人多，規矩多，矛盾也多。崔護當京兆尹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夜市”。那時候長安的夜市裡，有不少權貴家裡的仆人欺負小商販，強買強賣。崔護直接派衙役在夜市巡邏，隻要看到欺負人的，不管是誰家的人，先抓起來再說。有一次，一個宰相的仆人強搶商販的水果，崔護不僅把人打了***板，還親自去宰相府“說理”：“您是宰相，要為天下人做榜樣，要是您家仆人欺負老百姓，老百姓還能信朝廷嗎？”
宰相被說得啞口無言，賠了商販的錢，還跟崔護道了歉。從那以後，長安的夜市太平了，小商販們都說：“崔市長是個敢替我們說話的官。”
後來崔護去嶺南當節度使，難度更大——嶺南那時候是“蠻荒之地”，氣候濕熱，還有很多少數民族，經常鬨矛盾。崔護到任後，沒先搞“大工程”，而是先帶著隨從走遍了嶺南的各個州縣，跟少數民族的首領聊天，問他們需要什麼。
他發現少數民族最缺的是糧食和醫生——因為氣候不好，莊稼長不好，生病了也沒人治。崔護立馬從北方調了稻種，教他們種水稻；又在每個州縣建了“惠民藥局”，請醫生免費給老百姓看病。有個少數民族首領感動得說：“以前的官來了，隻知道要我們交稅；崔大人來了，卻給我們送糧食、送醫生。我們以後一定聽朝廷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