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直以來強調的是‘工人階級大家庭’的團結氛圍，這樣精細的劃分和差距，會不會在工人隊伍內部製造出新的隔閡，甚至產生等級觀念？
我尤其擔心一些為企業奉獻了大半輩子的老工人，
他們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你讓他們去參加理論筆試，他們肯定吃虧，
但他們幾十年來積累的實踐經驗、那些手摸心跳才能掌握的絕活，是無價的！
這樣一刀切地搞等級考核，會不會寒了這些老師傅的心，讓人覺得我們卸磨殺驢？”
王見光的發言代表了一部分乾部基於傳統觀念和維穩思維的顧慮，也確實指出了一個非常現實和人性化的問題。
會場裡響起了竊竊私語，不少委員，尤其是一些同樣經曆過戰爭年代、對老工人有著深厚感情的老乾部，都露出了思索和認同的神情。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陳朝陽身上，看他如何回應這個尖銳的質疑。
陳朝陽對此顯然深思熟慮，他耐心解釋：
“見光同誌，你的顧慮我非常理解。
但我們首先要明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各儘所能，按勞分配’。
確立清晰的技術等級，正是為了更科學、更公平地衡量這個‘勞’的價值！
它不是一個製造隔閡的工具，而是一個激勵進步、明確導向的標尺。”
他進一步闡述：“這套製度，不僅能極大激發廣大工人，特彆是年輕工人學技術、鑽業務的熱情，更能讓老師傅的寶貴經驗有了傳承的標準和動力！
我們可以設定，高等級工不僅有更高的崗位工資，如果他們培養出合格的徒弟，特彆是高等級徒弟，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導師津貼’和榮譽。
這既是對他們技術的認可，也是對他們貢獻的回報。”
“對於你擔心的老工人問題，”陳朝陽話鋒一轉，提出了具體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過渡性條款。
比如，對工齡超過二十年、確有絕技在身、但理論考核暫時困難的老工人，經過嚴格的實操考核和評委會評議，
可以授予‘特級技師’、‘顧問師’等榮譽性技術稱號，享受相應的高等級待遇，
主要負責技術攻關、帶徒傳藝和質量把關，不一定強求其通過所有的筆試。
這樣可以確保他們的經驗得到尊重和發揮，實現新老技術的平穩過渡。
這恰恰是為了在更高技術水平上實現新的團結，是建立在共同進步基礎上的團結！”
這時，孫省長又拋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朝陽同誌，按你這個八級定工，每一級都對應不同的工資、津貼，還有你提到的分房、醫療待遇可能也要向高等級傾斜。
這一下子會拉大收入差距，也會顯著增加財政和工廠的負擔。
這筆錢，會不會造成新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