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反對，而是這個提議觸及了目前工作慣例和資源分配的敏感神經。
一位對農村情況非常熟悉的莊副書記率先側身對旁邊的李常委低語，眉頭緊鎖：
“自帶一半口糧？
這……這口子一開，可是了不得啊，以往興修水利、出義務工，都是這個民工自帶口糧…
現在要改成工程管飯，這得多少糧食？
咱們省裡哪擔得起？
蘇北這麼搞了，以後其他地方有工程怎麼辦？
都來找省裡要糧食，這規矩不就壞了嗎？”
他擔心的是慣例被打破後引發的連鎖反應和攀比。
李常委聞言，微微頷首，同樣壓低聲音：“說的在理。
而且，這糧食從哪裡出？
怎麼分配？
會不會滋生新的問題？
虛報名額，克扣斤兩？
阜縣的前車之鑒可就在眼前。
管理不好，好事也能辦成壞事，還會被人詬病我們搞特殊化。”
另一位負責組織工作的常委則帶著一絲不忍，對著孫亞軍：
“亞軍省長，朝陽書記的話，雖然聽起來大膽，但……也不是全無道理。
我上次下鄉，也看到不少群眾家裡確實是缸底見空，鄉親們吃的沒有精米，隻有糠……
讓他們背著那點活命糧出來，這工程進度恐怕也確實難保證。
從愛護群眾的角度看，如果能解決糧食問題，當然是天大的好事……”
孫亞軍聽著周圍的議論，麵色凝重，沒有立即加入討論，而是用手指輕輕點著眼前的財政估算報告，顯然在飛速權衡著利弊得失。
他知道陳朝陽捅了一個馬蜂窩，但也不得不承認，如果真想做成這件事，民工吃飯問題確實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這時，一位年紀稍長的常委清了清嗓子，聲音不大但足夠讓周圍幾人聽見，他提出了一個更深遠的問題：
“周書記，孫省長，陳書記，各位同誌們，我有個問題。
就算我們勒緊褲腰帶，解決了這一期的糧食，可這工程不是一年半載能完成的。
如果形成了依賴，後續糧食供應一旦接濟不上，或者上麵政策有變，那引發的動蕩，誰來負責？這不僅僅是經濟賬，更是政治賬。”
………
這些低聲的交流，充滿了疑慮、擔憂和現實的考量。
它們像一層無形的壓力，籠罩在會議室上空。
每個人都明白，陳朝陽提出的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方案，更是一種工作思路的變革，是對傳統動員模式和組織能力的極限挑戰。
這些“討論”，恰恰折射出了在宏大理想與殘酷現實之間，決策者們所必須麵對的深刻矛盾和艱難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