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這種過於激進、否定一切談判可能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驕兵’，驕於我們暫時的陣地防禦成果，而輕視了政治鬥爭和外交鬥爭的複雜性。”
他的話音剛落，便有不少人麵露憂色。這番批判，確實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戰略路線問題。
而對麵一位氣質更顯沉穩的中年人，總參二部政委趙剛則開口反駁。
他的聲音平和穩重，清晰地傳入每個人耳中：
“我理解渴望和平的心情，我們都希望戰士們早日歸來。
但將保持高度警惕、準備敵人撕毀協議的行為，指斥為‘左’傾冒險，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他看向那位負責同誌：“您提到統一戰線，提到利用矛盾。
請問，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被汙蔑為‘好戰’而放鬆警惕，導致前線將士在敵人的突然襲擊下血流成河，我們還能團結誰？
我們還配談什麼戰略主動？
那時，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陣地，更是人心和國際信譽。”
“回顧一下抗戰後期，日本帝國主義在窮途末路時，也曾玩弄過‘和談’陰謀，企圖瓦解我們的鬥誌，為他們調動兵力爭取時間。”
他拿起報告，翻到相關章節：“美帝國主義者，比起當年的日本，其戰略欺騙性更強，手段也更加狡猾。
他們此刻提出和談，恰恰可能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規模更大的進攻，或者是在全球戰略上遇到了其他麻煩，需要在這裡暫時穩住局麵。
這就是一種戰略欺騙和戰術調整。
如果我們因為和談而鬆懈了備戰，一旦敵人準備好了，重新發起猛攻，我們前線的將士將會付出何等慘重的代價？這個責任，誰來負？”
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要‘利用’的矛盾，所要‘爭取’的和平誠意嗎？
陳朝陽同誌的判斷，或許用語尖銳，但他指出的方向，是基於冷酷的現實和對敵人本質的深刻洞察。
在敵我生死較量中，寧可估計得嚴重一些，也絕不能有絲毫僥幸心理。”
他最後沉聲道：“政治鬥爭固然重要，但絕不能以犧牲軍事安全為代價。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善良，去揣度帝國主義者的本性。
否則，那就如朝陽同誌所言，是宋襄公之仁，是拿國家和戰士的命運去賭博！”
趙剛的話，條分縷析。
這時，另一位負責情報分析的同誌補充道：“趙剛同誌的分析是有依據的。
我們截獲和破譯的敵方電文以及空中偵察顯示，在我方公布同意談判意願後，
敵軍在前線的偵察活動、小規模試探性進攻以及後勤物資的囤積速度，並沒有明顯減弱，
甚至在部分區域還有所加強。
這難道是一個真心實意想要停戰的對手，應該有的行為嗎？”
先前那位持樂觀態度的將領眉頭緊鎖，反駁道：“這也許是他們為了在談判桌上增加籌碼而進行的武力恫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