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樣才能讓漢家文明光耀千秋，要自己能再生並且進化。
地球上超前的一千年曆史知識，沒有任何答案。
這個主世界的文明，也隻能說部分借鑒，相信就算有著無數穿越者，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還是處於茫茫的黑暗之中，不知道路到底在何方。
“摸著石頭過河”也算是良策，卻是不得已而為之，非是上策。
地球上，有宋說經濟，有明說內閣，都是萬千有誌之士，以及曆史背後偉大力量的推動，可是無一都失敗了。
宋朝經濟世界第一，世界貿易也是第一，不比英國工業革命時遜色。
封建文明和儒家已經發展到了頂點，明朝時，更有著內閣政治。
當朱元璋朱棣等開國之君後朱棣某種程度上也算），實際上當時士子階級已經有著共識了，早已成熟，他們不再需要英明的君主，隻需要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
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明朝曆史上，第九任弘治皇帝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布，文臣就稱頌他為有道明君，名臣輩出，朝廷得以中興。
而第十二任皇帝隆慶帝也具備這種特點，因此明臣而出，人才濟濟，文有徐階、張居正、高拱、楊博，武有譚綸、戚繼光、李成梁。
這樣的一個皇帝，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征。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皇帝受製於廷臣。
以後萬曆皇帝，也是英明之君，也不得不心灰意懶，不上朝以表示長期怠工，進行著消極對抗。
這對君王個人來說，並不算是好事，但是對曆史來說，這離君主立憲，隻有一步之遙了。
相反，崇禎皇帝事事親為，勤政不休，反而得罪了整個士林階級，再加上帝國經濟和財政的崩潰，使明朝得以滅亡——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這句話並沒有錯，隻是世事而移，發展到成熟階段的士子階級，已經不需要皇帝親政了。
宋有成熟的經濟和政治，卻失之於武
明有成熟的軍事和政治，卻失之於財
而滿清卻既搞文字獄，破壞了發展到成熟階段，瀕臨君主立憲的知識分子階級，也破壞了取之萬國之財的宋朝經濟製度。
此等何其悲乎？
聖天子垂拱而治——這就是君主立憲，也是士大夫的最高理想。
可惜的是，儒家本身也有問題，儒家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變化，事實上，儒家本意就已經非常接近於人道了。
而儒家並非一點不改，春秋時孔子開創儒學，戰國時孟子、荀子繼承並發展儒學，西漢時，自董仲舒天人感應說，以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上，就進行了改革。
魏晉南北朝時，儒學吸取道佛之學，進行重振運動，而到了唐宋，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創立和完善理學
再到明時，王陽明創立了陽明學派，心學之集大成者。
可以說，儒家事實上，代代在創新，可惜的就是，沒有針對“利”這個字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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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儒家的根本性缺陷，正因為這個缺陷，無論怎麼樣研究，都局限於每個時代的“人心和統治學術”上，無助於根本性推動社會進步——王陽明已經提出破山中賊，部分涉及到物質層次，卻還差了臨門一腳，沒有對推動物質社會的方麵，作出突破。
因此，現有的成果，大部分局限於適宜它生存的農業社會，一旦超越了農業社會，它就失去了生存的黃金土壤。
一陰一陽，一性一命，一內一外，一物一心，天之道也！
儒隻用心不用物，隻用性不用命，隻用陰不用陽，隻用內不用外，因此不為人道正宗。
孔孟開創，是以仁禮為基。
董仲舒說出天人感應之理。
心性義理還不足貴，而一氣卻隱含至道。
陽明學是心學之集大成者，而隻是陰道，不是萬物物質之道，而實際上，發展到這時，體係內可以自洽，這自洽，就是一氣之中的陽道——萬物物質社會之學，而入手可以以“利”之！
當然，一陰一陽，已非完全是儒家，而是儘善於人道而上望天道，已和傳統道家相連接了。
天地一氣而化，在世為陰陽，陰陽者，心與物也！
與心儘善，所謂性理，與道而為彙合
與物儘善，所謂利理，與道而為分彆
方信從不人為的圖謀所謂的三教五教合一，隻是用其道而知人，知人為人道，得此上見天道，所謂異途同歸，異曲同工，卻從不存有合教之念。
領悟於此，其氣清清如許，世界珠中光如源泉，內外清爽，方信旁若無人，取出蕭來，當街而吹，清音頓如龍吟，十裡之內可聞。
人生恍若初見，是故道也清清，一望無所遺。
是時候，大展宏圖了，可所謂修道，六階之望，已經可見，唯有舉步而上。
所謂動刀兵，所謂生死不悔，是時候，取得人皇之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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