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曹操“攬申、商之法術”，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南北朝時期，統一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推崇法家。
博士公孫表獻上《韓非子》一書，勸他用法製管理臣下。
他對韓非的集權思想非常讚賞。
儒外法裡
隋唐時期法家繼續發展，唐朝的科舉中也設有法家科目。
宋朝時期，儒家全麵上位。
在後來的曆史中，偏好法家理念治國的人還有諸葛亮、隋煬帝楊廣、王安石、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張居正、清聖祖玄燁、清世宗胤禛等。
但大部份獲得好評的帝王都是兼擅采用法儒二家理念治國者，如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等。
可見，法家的脈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許多重要曆史時刻都頑強地表現了自己，如諸葛亮治蜀、永貞革新、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時期，使曆史一次次向前邁進。
近代新法家
19世紀末20世紀初，奄奄一息的清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麵前隻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方的失敗和日俄戰爭日方的勝利大大加強了國人全盤西化的決心。
西方政治經濟理念幾乎被生吞活剝的引入。
這時的中國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麥孟華等發現，相對於西方的法治，近代的中國也有過主張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
在晚清的特定時勢與學術背景之下，出現了章太炎、梁啟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們反對傳統上對法家的不合理批評與抨擊，大力為法家平反正名，稱讚法家的曆史功績，用“法治”或“法治主義”來認知和解讀法家思想，並在此基礎上開出“新法治主義”。
這一開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學術意義。
民國時期，對法家思想複興貢獻最大的是陳啟天，他甚至將韓非子同西方的亞裡士多德並列，認為韓非子對中國古典政治學的貢獻有如亞氏對西方政治學的貢獻。
他在《先秦法家的國家論》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說：“近代中國已進入世界的新戰國時代，似有產生新法家的必要。”
陳啟天還著有《商鞅評傳》、《韓非子校釋》、《張居正評傳》、《中國法家概論》等著作。
管仲
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春秋時期政治人物。
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人，周穆王的後代。
管仲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被譽為“聖人之師”和“華夏文明的保護者”。
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失敗，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
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並因開創國營娼妓製度而曾被中國性服務業供奉為保護神。
姬僑
–公元前522年），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號成子，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鄭國貴族，鄭國國都人。
他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
他自鄭簡公時前554）被立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執掌鄭國國政，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政治家。
子產沒有著述傳世，他的言行事跡，主要載於《左傳》、《史記》等書籍。
子產的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貢獻主要有鑄“刑書”，公布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書”，把自己所製定的刑書鑄在鼎器上，開創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提出“以寬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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