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無等級
法家認為，法一旦頒布生效，就必須“官不私親，法不遺愛”，君臣要“任法去私”。
形象說明了“法”的客觀性和穩定性，在運用過程中不因人的主觀因素不同而發生變化，對任何人都應當做到一視同仁。
所謂“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皆體現法家公平執法的決心。
法律穩定
“壹法”、“一尊”強調統一法律的內容、立法權，並保持法的穩定性，即：“壹法”、“一尊”。
“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內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固”則指保持法的穩定性，“朝令夕改”隻會是亡國之道，這也反映了戰國末期，法家從“變法”到“定法”的立場之轉變，隻有“政法獨製於主”，才能保證“政不二門”，達到統一立法權之目的
教育思想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激進派利益的學派。
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
其都是一批主張“變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極力輔佐一些國君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改革，並從某些方麵為維護地主階級統治提供了理論、原則和方法。
法家學派在政治上、理論上，一般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
在文化教育領域裡，法家也提出了許多有彆於其他學派的教育理論和政策。其中傑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
商鞅變法是當時各國變法運動中比較徹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
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與當時的儒家思想是對立的。
他指責“儒學”為“虱子”，他說：“禮樂”、“詩書”、“仁義”、“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禍國殃民的東西，如果用這些複古主義的教條來治理國家，就會“敵至必削，不至必貧”《農戰》）。
敵人一來，國土就必被侵削。敵人不來，國家也必定貧窮。
商鞅同時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畫策》）的奴隸主貴族和儒生都是“民”。
必除之而後快。
而當他們利用“詩”、“書”作為“以古非今”的輿論工具，企圖進行反對活動的時候，商鞅則堅決主張采取“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的手段，對他們進行打擊和鎮壓。
商鞅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特彆重視為新興地主階級培養革新變法的人才。他提出：“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
所謂“遊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滿腦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識的儒生及一些遊食者。他們搖唇鼓舌，遊手好閒，不事生產。
商鞅認為必須加以禁止和打擊。
商鞅要培養和提拔的“耕戰之士”，就是那些在進行封建兼並戰爭和發展封建經濟中對新興地主階級作出了實際貢獻的人。
商鞅認為對待這樣的革新分子則必須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則大膽地培養、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內容方麵，商鞅反對儒家以“禮、樂、詩、書”教育學生，反對向學生灌輸“仁”、“義”、“禮”、“智”等道德準則。
商鞅認為“儒學”不過是一些“高言偽議”，不切實際的“浮學”。為了培養“耕戰之士”和厲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張學習法令和對耕戰有用的實際知識。
商鞅提出“壹教”的教育綱領。“壹教”的實質就是執行新興地主階級的統一教育，它的主要內容是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令、政策統一人們的思想。
商鞅認為：“壹教則下聽上”《賞刑》）。
他強調：“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字分》)。
明確指出“法”是地主階級的生命，治理國家的根本，因此對民眾必須加強“法治”的教育。
“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君臣》）。
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論，不聽。
不符合法令的行為，不讚揚。
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
一切的言論、行動必須根據新興地主階級的“法”為標準。
為了使“法治”教育能夠貫徹執行，商鞅實行“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定分》），把教育的權力掌握在新興地主階級官吏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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