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雷澤歸妹
《易經》視角下的現代性少數群體困境與文化重構——以艾滋病議題為切入點
一、艾滋病傳播認知:科學與偏見的“奇妙碰撞”
1)醫學傳播機製:數據的“任性舞蹈”
在當今社會,艾滋病已經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世界衛生組織作為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權威機構,通過大量嚴謹的科學研究和實踐觀察,言之鑿鑿地指出hiv病毒的傳播途徑主要有三條:血液傳播、性接觸傳播其中異性戀和同性戀群體都包含在內)以及母嬰傳播。這一科學論斷是基於無數醫學專家的心血和大量的臨床數據得出的,是對hiv病毒傳播規律的客觀總結。
然而,在實際的數據呈現中,卻出現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現象,這些數據就如同調皮的孩子一般,展現出了一種“任性舞蹈”的姿態。從全球範圍來看,異性戀群體在艾滋病傳播中所占的比例達到了60,這表明異性戀群體也是艾滋病傳播的一個重要群體。但與此同時,在某些特定的地區,男男性行為群體的艾滋病感染率卻呈現出不斷攀升的趨勢。這種數據上的差異,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誤解,認為男男性行為群體與艾滋病之間存在著某種生物學上的必然聯係。
但事實並非如此,這種感染率的差異更多地是由社會學因素所導致的。首先,在檢測覆蓋率方麵,由於社會對男男性行為群體的關注度相對較高,相關的檢測資源也更多地向這個群體傾斜,這使得該群體的檢測覆蓋率相對較高。相比之下,其他群體可能由於各種原因,如缺乏檢測意識、檢測資源不足等,導致檢測覆蓋率較低。這就意味著,男男性行為群體中被檢測出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可能會相對較多,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實際感染率就一定比其他群體高。
其次,在性伴侶數量的統計方麵,男男性行為群體的性伴侶數量相對更容易統計。這是因為這個群體的社交模式和性行為特點使得性伴侶關係相對更加明確和易於追蹤。而其他群體,尤其是異性戀群體,由於性行為的隱蔽性和社交模式的複雜性,性伴侶數量的統計難度較大。因此,在數據統計上,男男性行為群體可能會因為更容易被統計而顯得感染率較高,從而被拉出來“背鍋”,這實在是比竇娥還冤。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以某個城市為例。在這個城市中,政府和社會組織針對男男性行為群體開展了大規模的艾滋病檢測宣傳和免費檢測活動,檢測覆蓋率達到了80。而對於異性戀群體,由於宣傳力度不足和檢測資源有限,檢測覆蓋率僅為30。在這樣的情況下,男男性行為群體中檢測出的艾滋病感染人數自然會比異性戀群體多,但這並不能真實反映兩個群體的實際感染情況。
2)文化偏見:曆史典故的“跑偏之旅”
文化偏見在人們對性少數群體的認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種偏見往往可以追溯到曆史典故的錯誤解讀和“跑偏之旅”。
《漢書·董賢傳》裡記載的“斷袖之癖”的典故,原本是宮廷政治鬥爭的“小把戲”。在西漢時期,漢哀帝與董賢之間有著深厚的情誼。有一次,漢哀帝醒來後發現衣袖被董賢壓住,為了不吵醒董賢,他竟用劍割斷了自己的衣袖。這一事件在當時的宮廷環境中,更多地是體現了漢哀帝對董賢的寵愛和特殊的情感關係,是宮廷權力鬥爭和人際關係的一種反映。然而,在後世的解讀中,這個典故卻逐漸被扭曲,成為了形容同性戀的代名詞,性少數群體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看待。
宋代《太平廣記》裡記載的“義氣相得”的事兒,原本不過是當時文人階層道德困境的寫照。在宋代,社會文化環境複雜,文人之間的交往和情感表達有著獨特的方式。一些文人之間的深厚情誼被記錄下來,被描述為“義氣相得”。但在現代,這些記載也被一些人錯誤地解讀,與性少數群體聯係在一起,成為了對性少數群體進行歧視和偏見的依據。
現代性少數群體在社會中麵臨著各種“施壓”,而這些壓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工業文明對傳統家庭倫理的衝擊。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傳統的核心家庭結構逐漸解體。在過去,核心家庭結構緊密,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賴,傳統的道德監督機製也十分強大。家族中的長輩會對晚輩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規範和監督,社會輿論也對違背道德規範的行為有著強大的約束力。然而,城市化的發展使得大量人口湧入城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核心家庭結構變得鬆散,家庭成員之間的聯係不再像過去那樣緊密,傳統的道德監督機製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風。
與所謂“自古以來道德約束強”的時代相比,現代社會簡直就是兩個世界。在現代社會,人們更加注重個體的自由和獨立,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了挑戰。但這種變化並不意味著道德的缺失,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一些人卻將性少數群體的存在與道德敗壞聯係在一起,認為他們是傳統家庭倫理受到衝擊的罪魁禍首,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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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一些傳統觀念較為濃厚的地區,性少數群體在出櫃後往往會麵臨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巨大壓力。他們可能會被家人排斥,被鄰居指指點點,甚至在就業、教育等方麵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種現象的背後,就是文化偏見在作祟,是曆史典故的錯誤解讀和傳統觀念的頑固影響所導致的。
二、家庭倫理衝突:卦象裡的“家庭鬨劇”
1)歸妹卦:傳統與性取向的“錯位大劇”
《周易》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經典之作,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其中的歸妹卦,原本是說少女出嫁的情景。卦辭中警告失當婚配“征凶,無攸利”,意思是如果婚配不恰當,將會帶來凶險和不利的結果。這一卦象在古代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婚姻的重視和對婚姻關係的規範。
然而,當我們把歸妹卦對應到男同性戀群體時,就出現了傳統與性取向的“錯位大劇”。在《周易》的卦象體係中,震卦代表長男,兌卦代表少女。傳統的家庭結構通常是長男與少女結合,形成一種符合社會倫理和自然秩序的婚姻關係。但男同性戀群體的性取向決定了他們無法遵循這種傳統的家庭結構模式,這就形成了傳統家庭結構和性取向之間的大錯位。
這種文化符號的轉譯,就像把好好的一幅畫給扭曲了。原本歸妹卦所表達的婚姻觀念是建立在異性戀基礎上的,而將其強行應用到男同性戀群體身上,就使得卦象的意義發生了扭曲。這種扭曲折射出當代家庭在價值傳承和個體自主之間像拔河一樣的緊張關係。
在當代社會,一方麵,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承擔著傳承家族文化和價值觀念的重要使命。傳統的家庭觀念強調婚姻的穩定性和生育的重要性,希望子女能夠遵循傳統的婚姻模式,延續家族的血脈。另一方麵,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個體的自主意識逐漸增強,人們更加注重自我實現和個人幸福。性少數群體希望能夠按照自己的性取向選擇伴侶,追求屬於自己的愛情和生活。
這種緊張關係在很多家庭中都有所體現。例如,一些男同性戀者在向家人出櫃後,往往會引發家庭的激烈衝突。父母可能無法接受孩子的性取向,認為他們違背了家族的傳統和社會的道德規範,會給家族帶來恥辱。而孩子則希望父母能夠理解和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選擇。這種家庭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就是傳統與性取向“錯位大劇”的真實寫照。
2)離家出走:家庭矛盾的“卦象投影”
美國心理學會的研究發現,家庭排斥是導致孩子離家出走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不被接納和理解時,他們的內心會充滿痛苦和無助。家庭作為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社會支持係統,如果這個係統“掉鏈子”了,孩子就會失去安全感和歸屬感,從而選擇離家出走。
在《周易》的卦象中,“父母發愁”的情景,其實就是傳統家長製和現代個體意識這兩個“冤家”碰撞的結果。傳統家長製強調家長的權威和子女的順從,家長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願為子女規劃人生,包括婚姻、職業等方麵。而現代個體意識則強調個體的自由和平等,子女希望能夠自主地做出選擇,追求自己的夢想。當這兩種觀念發生衝突時,家庭矛盾就會隨之產生。
就像歸妹卦初九爻“歸妹以娣,跛能履”所描述的那樣,非傳統家庭結構的適應調整,就跟瘸著腿走路一樣,艱難又滑稽。對於性少數群體來說,他們所處的非傳統家庭結構麵臨著諸多的困難和挑戰。在家庭中,他們可能需要不斷地向家人解釋自己的性取向,爭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而家人也需要逐漸適應這種非傳統的家庭結構,改變自己的觀念和態度。
例如,一個女同性戀者在向父母出櫃後,父母一開始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對她進行了嚴厲的指責和批評。女孩感到非常委屈和痛苦,她覺得自己在家庭中失去了立足之地,於是選擇了離家出走。在外麵的生活中,她麵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如經濟壓力、社會歧視等。而她的父母在經曆了一段時間的痛苦和反思後,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開始嘗試理解女兒的選擇。最終,女孩在家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了家庭,家庭關係也逐漸得到了修複。但這個過程充滿了艱辛和曲折,就像瘸著腿走路一樣,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三、生存策略:卦變裡的“奇幻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