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風蠱六四、六五、上九爻辭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此柔順之才而以正道處事，隻能自守其道而已，若遇非正之事，因柔順之本質,而無法矯正，故不能而招罷斥。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柔順之才，守於寬裕之時可以,如要前行，則不可得也，再加其任務,必不能勝任之。聖人知柔順之才可以守成，但不可用於發展委之重任，必不成也。
六五：乾父之蠱，用譽。
此君位之人但質柔，但下應九二陽剛之位，意其能用陽剛之才為臣，但因本實陰柔，故可為承其舊業,而不能為開創事業之才。自古創業之事，非剛明之才不足以成事。不能用剛賢之人，隻可以守舊祖業而已。
象曰：乾父用譽,承以德也。
陰柔之君主，能承下陽剛之才，以在下位之賢而能用之，乃因此而聲警顯。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乃居蠱之終，乃無事之地處事之外。此應賢人君子不遇於時,應高潔自守，不可曲道以遁時,此進退合於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誌可則也。
不臣事於王侯，因知無法施其誌，此乃賢能之人，此可以為法則也。小人皆可曲道而順行，背己逆天，隻圖權力名位，此不可法也。
嘿呀，今日咱們就來好好掰扯掰扯這《周易》中蠱卦的末三爻——六四、六五、上九，這三爻裡頭蘊含的治理哲學，簡直堪比一部精彩紛呈、情節跌宕起伏的古代版“官場奇葩說”！蠱卦，顧名思義，有“蠱惑”、“整治積弊”之意，專門探討如何麵對和解決前人遺留下來的難題與困境，尤其是在政治治理層麵，其智慧更是閃爍著穿越千年的光芒。這末三爻，層層遞進，仿佛描繪了古代官場中三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狀態與權力運作模式，既有小人物的辛酸無奈，也有掌權者的運籌帷幄，更有超脫者的瀟灑轉身。每一爻都像是一麵鏡子，映照出不同個體在特定政治生態下的選擇、掙紮與智慧，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反複咂摸其中的深意。它們不僅僅是卦象的符號，更是一幅幅生動的曆史畫卷，一部濃縮的官場現形記，讓我們得以窺見古人在權力迷宮中探索出的生存智慧與治理之道。
六四爻：柔弱“小透明”的無奈掙紮
我們先來聊聊這六四爻，它在蠱卦中位居第四爻，屬於陰爻居陰位，按理說應是“得正”之象，但其所處的位置卻頗為微妙，上有六五之君，下有初六、九二、九三之前輩或同僚遺留的“蠱”——即積弊與難題。這爻辭的核心是“裕父之蠱，往見吝”。“裕”，在此處並非寬裕、富饒之意，而應理解為“欲”，有想要去承擔、去寬緩、去解決的意味；“父之蠱”指的是父輩或前任留下來的爛攤子、疑難問題；“往見吝”則是說，如果勉強去做，前往處理，必然會遇到艱難險阻，甚至自取其辱。這就好比一個手無縛雞之力、性格溫順的柔弱書生，偏偏要去扛起千斤重鼎，其結果可想而知，不僅鼎扛不起來，恐怕還會被鼎砸傷，落得個灰頭土臉、狼狽不堪的下場。這生動地揭示了主觀意願與客觀能力之間的巨大鴻溝，以及在不恰當的時機采取行動所必然導致的困境。
曆史上，這樣的案例可謂俯拾皆是。遠的不說，就說西周初年的周成王姬誦吧。他即位時年紀尚幼，還是個懵懂少年，性格上也頗顯柔順仁厚，本應是在叔父周公旦的輔佐下逐漸學習治國理政。當時，他的幾位叔父，管叔、蔡叔等人心懷異誌，勾結商紂王之子武庚發動叛亂，史稱“三監之亂”。這便是典型的“父之蠱”——其父周武王剛剛建立周朝，根基未穩，便撒手人寰，留下這內憂外患的局麵。若是周成王在彼時彼刻，不顧自己年幼無權、缺乏政治經驗的客觀現實，強行要去親自處置叔父們的叛亂事宜，那無異於以卵擊石，不僅無法平定叛亂，反而會激化矛盾，甚至可能動搖周朝的統治根基，給自己找不痛快，妥妥的“柔弱惹的禍”啊！幸虧有周公旦這位賢相挺身而出，攝政當國，平定了叛亂，穩定了局勢，才為成康盛世奠定了基礎。這從反麵印證了“裕父之蠱，往見吝”的深刻道理：當自身力量不足以駕馭局麵時，強行出頭，隻會招致災禍。
從更深層次的政治哲學角度來看，六四陰爻居陰位，象征著一個人資質或許平庸，能力或許有限，性格或許偏於柔順內斂，原本隻適合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裡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者在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中逐步發展。然而，命運的安排或是時勢的裹挾，卻將他推到了一個需要獨當一麵、處理複雜棘手問題的“大舞台”上，這便構成了巨大的張力與悲劇性。唐代宗李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安史之亂的硝煙剛剛散去，大唐王朝已是千瘡百孔，藩鎮割據的局麵已然形成，手握重兵的節度使們尾大不掉，驕橫跋扈。唐代宗並非不想振興朝綱，他也知道郭子儀等將領忠心耿耿，能力出眾，委任郭子儀等大將平定叛亂餘孽，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麵對那些盤踞一方、勢力盤根錯節的藩鎮節度使，他卻顯得投鼠忌器，缺乏削藩的決心與雷霆手段，隻能采取姑息遷就的政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就好比一個膽小怕事的管家，看著家裡被一群悍仆弄得烏煙瘴氣、亂七八糟，卻隻敢站在一旁輕聲細語地勸誡“彆鬨啦，差不多就行了”，根本無法製止他們的胡作非為。這種“柔弱”的治理方式，雖然暫時維持了表麵的和平，卻為日後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埋下了深深的隱患，使得大唐王朝再也無法恢複往日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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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追溯，東漢中後期的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更是將這種“柔弱小透明”的無奈展現得淋漓儘致。當時，許多懷抱理想、清正廉明的清流士大夫，麵對外戚的飛揚跋扈、宦官的陰險狡詐，他們痛心疾首，試圖通過上書、彈劾等方式匡扶社稷，澄清吏治。然而，他們手無實權，勢單力薄，其抗爭在強大的黑暗勢力麵前，就如同一群在狂風暴雨中無助飄搖的小草，隨時可能被連根拔起。著名的“黨錮之禍”便是明證，無數正直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慘遭迫害，或被罷官禁錮，或被下獄處死。他們空有滿腔熱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卻根本無力改變現狀，反而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這“裕父之蠱”的“裕”，在他們身上更多體現為一種無力的願望和悲劇性的嘗試，“往見吝”則成了他們難以逃脫的宿命。
北宋理學大家程頤在其《程氏易傳》中對此爻評論道：“柔順之才，能裕其事而已，非能革其弊也。”這話真是一語中的啊！一個性格柔順、能力有限的人，最多隻能勉強將事情敷衍過去，維持表麵的運轉，想要根除積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那是萬萬不能的。這就好比一個隻會和稀泥的老好人，平日裡處理些鄰裡糾紛、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許還能應付，但一旦遇到大麻煩、大危機，需要當機立斷、雷厲風行的時候，他就隻能乾瞪眼，束手無策，甚至可能因為優柔寡斷、處置失當而使局麵進一步惡化。因此，這六四爻也算是給我們敲響了一記警鐘：在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的時候，僅僅依靠滿腔的熱忱和高尚的道德操守是遠遠不夠的，那無異於拿著一把玩具劍去參加真刀真槍的戰鬥，中看不中用。還得有實實在在的治理才能、過硬的本領以及必要的權力支撐，才能真正地“革其弊”，而不是僅僅“裕其事”。對於個人而言，要清醒認識自己的能力邊界，不要勉為其難；對於組織而言，則要量才錄用，避免讓不具備相應能力的人處於力不從心的關鍵崗位。
六五爻：溫柔老板的用人之道
接著，咱們再看看這六五爻，爻辭曰：“乾父之蠱，用譽。”相較於六四爻的無奈與掙紮，六五爻則在柔弱之中透出了一絲智慧的光芒，找到了一條更為可行的出路。“乾”，在此處有擔當、治理、解決之意；“用譽”，則是指運用、借助美譽之人，也就是賢人、有才能的人來輔佐自己成就事業，解決“父之蠱”。六五爻居上卦之中位，又是陰爻，象征著位高權重的君主或最高領導者），但其性格特質並非剛猛果決，而是以柔為主，卻能行中庸之道。這就像曆史上那些著名的“守文之主”，如漢文帝劉恒、宋仁宗趙禎等。他們或許沒有開國帝王那般開疆拓土、殺伐決斷的雄才大略，也不是銳意改革、破舊立新的猛人，但他們卻有著一項極為重要的本事——善於發現人才、信任人才、任用人才，並能夠虛心納諫，讓這些有才能的人為己所用，從而開創或維持一個相對清明、穩定、繁榮的局麵。
漢文帝劉恒，本身就是在諸呂之亂後，由大臣們從代國迎立而來的。他深知自己皇位得來不易，也明白漢初民生凋敝，百廢待興，亟需休養生息。因此，他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廢除肉刑。在用人方麵，他重用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賈誼、晁錯等，聽取他們的建議；對於周勃、陳平這樣的開國老臣，他也能給予充分的信任和禮遇，讓他們各儘其能。周勃質樸剛毅，陳平足智多謀，劉恒正是依靠這些賢臣的輔佐，才開創了“文景之治”的良好開端。他就像一個運籌帷幄的幕後指揮，自己並不需要事事衝鋒在前，但卻能讓整個國家這部大機器高效、有序地運轉起來。
宋仁宗趙禎更是以其寬厚仁慈、善於納諫、知人善任而著稱於世。他在位期間，北宋名臣輩出，如範仲淹、歐陽修、包拯、王安石早期）、富弼、韓琦等等，可謂是群星璀璨。仁宗對這些大臣的意見往往能夠虛心采納，即使是包拯在朝堂上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濺到他臉上，他也隻是擦擦臉，繼續聽取。正是這種“用譽”的智慧，使得仁宗朝成為北宋曆史上一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政治相對開明的時期，史稱“仁宗盛治”。這就好比一個溫柔體貼、知人善任的老板，自己不用事無巨細地親自上陣，去處理那些具體的業務難題，卻能慧眼識珠，找到一群既忠誠又能乾的得力員工，把公司的各項事務都打理得井井有條，蒸蒸日上。員工們在這樣的老板手下工作，也往往更能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不過呢，這六五爻以柔治國、“用譽”成事的策略，雖然能收一時之效，使國家在穩定中發展，但也並非完美無缺，它自身也有其難以克服的局限性。我們知道，治理國家，有時候需要和風細雨，有時候也需要雷霆手段。如果一味地追求“柔”，可能會顯得魄力不足，難以徹底解決一些深層次的、積久的頑疾。拿曆史上的改革來說，商鞅變法無疑是成功的，它讓積貧積弱的秦國迅速強大起來，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商鞅變法的特點是“剛猛”，用法家思想嚴刑峻法，獎勵耕戰，雖然效率極高，但也過於嚴苛，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以至於商鞅本人最終落得個“車裂”的悲慘下場，為秦國後來的暴政埋下了伏筆，也確實招來了“一堆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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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六五爻所代表的“以柔馭剛”、“用譽”之策，則更像是春秋時期的齊桓公任用管仲。齊桓公本身並非完美君主，甚至有些貪圖享樂，但他最大的優點就是知人善任，對管仲給予了絕對的信任和授權，尊其為“仲父”。管仲則憑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對內進行改革，發展生產，富國強兵；對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使齊國成為春秋首霸。齊桓公樂得清閒，坐享其成，成就了一番霸業。這種模式的好處是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減少改革的阻力，保持社會的穩定。然而，它的弊端也正在於此——它更多的是一種在現有體製框架內的修修補補，是對“父輩之蠱”的改良和緩解，而不是從根本上進行顛覆和重建。它可以讓舊衣服看起來更整潔一些，更耐穿一些，但卻難以像明太祖朱元璋或者清聖祖康熙那樣，具有改天換地、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魄力和決心。朱元璋登基後，鑒於元末的腐敗和混亂，對官僚體係進行了嚴厲整頓，嚴懲貪官汙吏，廢除丞相製度，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康熙皇帝則智擒鼇拜、平定三藩、收複台灣、親征噶爾丹，每一件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徹底清除了威脅清朝統治的各種“蠱”。六五爻的“用譽”之主，缺乏這種“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勇氣和能力，他們更像是一個技藝精湛的小裁縫，隻能縫縫補補舊衣服，對布料和款式進行有限的改良，卻無法憑空創造出一件引領時代潮流的嶄新時尚套裝。
三國時期的玄學家王弼，在其《周易注》中對六五爻注解道：“以柔處尊，用中而應，任賢以治。”這話真是說得精妙啊！“以柔處尊”點明了其身份尊位）與特質柔）；“用中而應”則強調了其運用中庸之道，並且能夠與在下位的賢能之士通常指九二爻，陽爻居陰位，有剛中之德，能應六五）相互呼應，形成君臣相得的良好局麵；而“任賢以治”則是其核心的治理手段。這說明，作為最高領導者，其核心價值並不在於自己有多麼全能，能夠親自解決所有問題，而在於他是否能夠像一個高明的導演那樣，精心設計好國家發展的“劇本”即製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然後挑選出最合適的“演員”即任用賢能的大臣），讓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出最佳水平。領導者的“柔”，不是軟弱無能，而是一種包容，一種信任，一種“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從容與智慧，一種“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種“溫柔老板”的用人之道，在承平時期往往能收到奇效，創造出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的盛世景象。
上九爻：剛烈猛男的瀟灑轉身
最後，咱們再來聊聊這蠱卦的上九爻，爻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這簡直就是古代版的“歸隱田園風”的生動寫照，充滿了特立獨行的瀟灑與超脫。上九爻位居蠱卦的最頂端，是陽爻居陰位在六爻中，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處於卦之終結，象征著事物發展到了極致，也意味著一種超脫與升華。它就像一位在江湖中曆經無數風雨、看透了世事滄桑的絕世大俠，在武功臻至化境、聲名如日中天之時，卻毅然決定金盆洗手，放下手中的屠刀，找一個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過上逍遙自在、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這種“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境界，是多少在官場中摸爬滾打的人夢寐以求卻又難以企及的啊！
東漢光武帝劉秀平定天下，建立東漢王朝，史稱“光武中興”。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了一大批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功臣，如鄧禹、馮異、賈複等人。劉秀是一位難得的英明君主，他深諳“狡兔死，走狗烹；飛鳥儘，良弓藏”的曆史教訓，並沒有像後來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樣大殺功臣，而是采取了“退功臣而進文吏”的策略，給予功臣們豐厚的賞賜和崇高的地位，讓他們安心回家養老。而那些有智慧的賢者們，也深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的道理，在幫助劉秀成就大業之後，便主動選擇急流勇退，遠離政治漩渦。他們或回鄉隱居，或潛心治學，或修道成仙，就像春秋時期輔佐勾踐滅吳後泛舟五湖的範蠡，或漢初輔佐劉邦定鼎天下後選擇修道辟穀的張良一樣，功成身退，遠離了官場的是非之地和潛在的政治風險，得以頤養天年，保全自身名節。這種選擇，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和定力，是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最好詮釋。他們以自己的行動，將“高尚其事”的“事”從具體的政治事務，升華到了追求個人品德的完善和精神世界的豐盈。
然而，曆史往往有其殘酷的一麵。如果這上九爻所代表的人物，不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反而貪戀權位，居功自傲，非要在功成名就之後還強行刷存在感，試圖繼續掌控權力，甚至要挾君王，那等待他們的往往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西漢的淮陰侯韓信，無疑是中國曆史上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為劉邦建立漢朝立下了汗馬功勞，“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的典故至今為人稱道。然而，他在功成名就之後，卻未能及時收斂鋒芒，反而因功高震主而受到劉邦的猜忌。儘管他再三隱忍，但最終還是被呂後和蕭何設計誘殺於長樂宮鐘室，落得個“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令人扼腕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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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清代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年羹堯是雍正皇帝的潛邸舊人，在雍正登基以及後來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度權傾朝野，深受雍正信任。但他因此變得驕橫跋扈，目無君上，生活奢靡，結黨營私，嚴重觸犯了皇權的威嚴。雍正皇帝起初對其多有勸誡，但年羹堯置若罔聞。最終，雍正忍無可忍，頒布其九十二款大罪，革職奪爵，賜其自儘。年羹堯的悲劇，就在於他沒有讀懂上九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智慧，反而試圖在權力的頂峰繼續“事王侯”並“高張其事”，最終引火燒身。這就好比一個被吹得太足的氣球，內部壓力已經超過了其承受極限，稍有不慎，便會“嘭”的一聲爆炸，粉身碎骨。
朱熹說“剛陽居上，無位之地，故其象占如此”。這上九爻就像是從政治哲學的戰場，華麗轉身到了生命哲學的舞台，把“事功”看得淡了，確立了“道高於勢”的士人精神準則，影響了魏晉風度和宋明理學，就像一顆璀璨的流星，劃過曆史的天空，留下了獨特的光芒。
總結：蠱卦的奇妙辯證法
這蠱卦末三爻，就像一場精彩的戲劇，有柔弱書生的無奈，有溫柔老板的智慧，還有剛烈猛男的瀟灑。在權力運作層麵，六四、六五爻構建了“柔道治國”模型，突破了《尚書》“剛克”傳統，為那些盛世提供了理論支持，就像給古代的統治者們送了一本“治國秘籍”。在精神價值層麵，上九爻完成了從政治到生命的躍升，暗合《道德經》“功成身退”之道，彰顯了《周易》“變易”與“不易”的永恒辯證，就像一個神秘的魔法師，在曆史的舞台上變出了無儘的智慧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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