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鏈計劃”的成功並未帶來長久安寧。一封設計精美的邀請函送至林楓案頭，發自新成立的“全球循環材料基金會”，發起人竟是多年未聞的“克羅諾斯”前ceo安德森。信中盛讚“新生科技”在環保材料上的成就，邀請其擔任基金會創始理事，共同製定“國際循環材料認證標準”。
林楓敏銳察覺到一絲異常。調查顯示，該基金會背後金主複雜，與多家曾有摩擦的國際資本關聯，且其預設的標準框架，在關鍵指標上明顯偏向使用特定化學回收技術的西方企業，對“新生科技”擅長的物理回收升級路徑構成隱形壁壘。
“換了個馬甲，還是同樣的味道。”張浩冷哼。
林楓沉吟：“戰場轉移到了循環經濟，規則製定權之爭，從未停止。”
基金會首次理事會在新加坡召開。安德森風度翩翩，大談“閉環經濟”與“全球責任”。但在標準草案討論環節，其團隊提出的“原生材料替代率”計算方法，以及“碳足跡邊界”設定，均巧妙地將“新生科技”的優勢項目排除在高分值範疇之外。
林楓據理力爭，指出標準應鼓勵技術路徑多元化，而非預設門檻。安德森則回應以“科學嚴謹性”和“國際接軌必要性”，雙方僵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
林楓回國不久，國內輿論風雲突變。數家網絡媒體同時刊發“深度調查”，質疑“新生科技”引以為傲的“城市礦產”項目——即從建築垃圾中回收再生骨料——實際能耗和排放“遠超披露數據”，並暗示其處理過程存在“二次汙染風險”。
文章引用的“匿名專家”觀點和數據看似專業，實則斷章取義。幾乎同時，一批自稱“環保誌願者”的人士，開始在“新生科技”幾個再生工廠外聚集“抗議”。
幕後黑手意圖明顯：在“新生科技”參與國際標準製定的關鍵時刻，動搖其國內環保標杆的公眾形象。
林楓立刻啟動危機應對。他並未急於辟謠，而是聯合國內權威的循環經濟研究機構和第三方環境檢測機構，對“城市礦產”項目進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的能源消耗與環境影響評估，過程全程對媒體開放。
評估結果uneivocay顯示，即便算上收集和運輸能耗，“城市礦產”的碳足跡也遠低於開采天然骨料，且汙染物排放嚴格達標。
真相大白，輿論迅速反轉。那些煽風點火的媒體被揭露收受了來自境外關聯機構的“谘詢費”，所謂的“誌願者”也被證實是受人雇傭。
國內風波平息，但國際標準之爭仍陷僵局。林楓改變策略，不再局限於理事會內爭論。他利用“星鏈計劃”積累的盟友網絡，廣泛聯絡發展中國家和歐洲中對單一標準體係存有疑慮的企業與機構，組建了一個“多元循環技術聯盟”。
聯盟發布聯合聲明，呼籲國際循環材料標準應尊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稟賦、技術發展階段和基礎設施條件，避免“技術殖民主義”，並提出了一套更具包容性的標準框架替代方案。
此舉獲得了廣泛響應，動搖了安德森基金會試圖快速推行其單一標準的企圖。
就在安德森基金會試圖反擊之際，一則來自非洲的新聞引發關注。一家使用“新生科技”簡易物理分選和強化技術的社區回收項目，成功將本地塑料廢棄物轉化為符合建築標準的再生建材，成本低廉，極大改善了當地環境和居民生計。
這個案例被“多元循環技術聯盟”廣泛宣傳，成為“適宜技術”和“本地化解決方案”價值的生動證明，與安德森基金會推崇的、昂貴且依賴進口設備的化學回收路線形成鮮明對比。
麵對現實案例的挑戰和日益壯大的反對聲音，安德森基金會內部出現分裂。部分理事意識到，忽視多樣性的標準難以推行。最終，經過多輪激烈談判，新的國際循環材料認證標準采納了“新生科技”聯盟提出的分級、分類思路，為不同技術路徑提供了發展空間。
“新生科技”不僅守住了市場，更成功將“適宜技術”與“多元路徑”的理念植入國際規則，打破了西方對循環經濟話語權的壟斷。
回國的專機上，林楓俯瞰著雲層下的大地，對張浩說：“我們又一次在規則的遊戲中，撕開了一道口子。但循環經濟的競賽，本質是資源爭奪戰的延續。下一次，可能是生物基材料，可能是稀土回收……隻要資源有限，競爭就不會停止。”
他的目光投向遠方：“通知研發中心，啟動‘城市礦山2.0’計劃，目標是攻克低品位、複雜混合廢棄物的高值化利用技術。我們要在下一個資源戰場上，繼續占據製高點。”
逆襲的征程，從市場到標準，從技術到資源，不斷深化。林楓知道，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鬆，而他，必須保持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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