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挽留你？這是你自己選擇的道路。”笨牛歎了一口氣：“因為你的心魔。你現在沉痼纏身，病根在此。”
他拿出一個紅封袋，裡麵有二塊錢，外麵寫著"程儀"兩字送給王昂：“我不給你設宴餞行了，你好自為之。”
他不識字，這兩個字還是流星給他寫的。
最後，他鄭重地說對王昂：“好好活下去。”
民國六年,即1917年以前，世界各國之間的人員往來十分自由便利，出入境幾乎沒有任何限製性要求。
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年份。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俄國爆發了兩次革命，分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當時國際旅行不需要像後來這樣辦理繁瑣的簽證手續，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在那段時期，隻有極少數從事外交工作的官員，因為需要獲得駐在國的特殊保護，才會持有一種規格為一尺見方的護照文件。而普通民眾在跨國旅行時反而完全不需要這種證件，可以自由通行無阻。
然而到了民國六年之後，這一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國際通行的規則為之改觀。各個國家陸續開始實施嚴格的出入境管理製度，任何想要進入其他國家領土的人，都必須持有官方認可的"派司"。
這個在當時上海地區流行的外來語，實際上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護照。對於居住在上海的居民而言，如果想要獲得這種旅行證件，就必須專程前往位於南京的民國政府外交部，按照規定程序提出申請，經過審核批準後才能領取到合法的派司。
王昂去了一次南京。
在政治生態環境相對複雜的地方，做官無疑是一項最危險的職業。
尤其是有一定實權的人。
因為你有權力，就會有人眼紅，就會有人盯著，就會有人想取代。
甚至會有人不放心。
讓人不放心，才是最可怕的。
民國時期的官場，猶如一片波譎雲詭的海洋，暗流湧動，稍有不慎便可能船毀人亡。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員們，表麵上風光無限，實則每日都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他們不僅要應對來自各方的政治壓力，還要時刻提防著明槍暗箭，生怕一個不小心就陷入萬劫不複之地。
張司令就是一個例子。
長女要為父親、兄弟報仇，卻連是誰殺了他們都不知道。
樹倒猢猻散，張家早已不複當年的張家。繁花落儘，再絢爛的過往，終不過是一場過往。
長女對彭北秋說：“有人在跟蹤我。”
“我知道。”彭北秋說：“她跟蹤的不是你，是秋白。”
長女看著抱在懷裡的秋白，驚訝地說：“這條狗？”
“是的，從有人把這條狗送過來的那天，我就猜到有今天了。”
“是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快出現了？”
彭北秋搖搖頭：“沒有這麼快。”
“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對方沉不住氣的時候。”彭北秋說：“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姓趙的應當要來拜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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