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領事館二樓辦公室的百葉窗半闔著，將午後的陽光切割成細密的條紋，投在深色柚木地板上。阿爾貝·杜邦站在窗前，目光追隨著院子裡那株在秋風中顫抖的玫瑰，它的花瓣邊緣已泛起焦褐，卻仍固執地cingingtoife，如同這棟建築裡所剩無幾的尊嚴。
他手中端著一杯咖啡，早已失了溫度。指尖傳來的冰涼黏膩感，恰似他此刻的心境——一種被無形泥沼包裹、難以掙脫的滯重。山本彌太郎在網球場上那看似隨意卻字字千鈞的“提醒”，以及那個中國球童冒險傳遞的警告，在他腦中交織回響，形成一道幾乎無解的政治演算題。他需要的，不僅是策略，更是執行策略的人。而在這座被各方勢力滲透的領事館裡，誰的忠誠可以倚仗？這本身就是一個賭局。
1941年的法國駐滬總領事館，是一個被割裂的微縮宇宙。表麵上，它依舊運轉著，處理簽證、商貿、僑民事務，維持著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的官僚程式。但自1940年夏天法國戰敗，貝當元帥的維希政府與德國媾和以來，這座領事館的每一份發出文件，都需蓋上效忠“法蘭西國”etatfran?ais）而非“共和國”repubie）的新印章。這一字之差，如同一道深深的裂隙，割開了館內職員們的心。高級官員多由維希政府任命，傾向於“合作”政策以求自保；中低級職員則情況複雜，既有見風使舵、唯恐丟了飯碗的庸碌之輩，也有內心效忠戴高樂將軍及其領導“自由法國”、對現狀感到屈辱卻不得不沉默的愛國者，更有被日方或汪偽政權暗中收買、傳遞消息的眼線。在這裡，每一句對話都可能被曲解上報，每一個眼神都可能被過度解讀。信任，成了最奢侈的資產。
杜邦按下呼叫鈴。片刻後，敲門聲響起。進來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總監，馬修·勒克萊爾aterc）。他約莫四十歲，身材高大挺拔，穿著熨帖的巡捕房製服，肩章上的徽標閃著冷光。他的臉龐線條硬朗，下巴方正，一雙藍灰色的眼睛習慣於銳利地審視，那是長期從事警務工作所訓練出的目光。但此刻，那目光深處藏著一絲難以察覺的疲憊與審慎。他並非外交世家出身，而是憑借在殖民地警務工作中的雷厲風行和戰前）的政治正確得以晉升。戰爭改變了一切，他如今手握租界內實際的武裝力量與情報網絡，卻不得不在維希政府指令、日方高壓、租界複雜生態以及個人信念之間走鋼絲。
“總監先生，請坐。”杜邦指向辦公桌對麵的扶手椅，語氣是一種刻意維持的平靜。“關於昨日日方提出的……‘關切’，我們需要商討出具體的應對流程。”他並未立刻提及網球場的暗號，而是先將那份山本留下的、寫有“甜點要求”的菜單卡推向桌對麵。
勒克萊爾掃了一眼，嘴角幾不可察地繃緊了一瞬。“總領事閣下，‘加強出版物管理’和‘審慎評估’是官方函件中可以寫入的措辭。但具體到‘共享信息’，”他抬起眼，目光直視杜邦，措辭謹慎，“巡捕房的檔案並非圖書館藏書，可供隨意查閱。這涉及法律程序，以及……對信息來源的保護。”他刻意使用了中性而專業的術語，但“信息來源”一詞背後，可能意味著線人、盟友，甚至是受庇護者。
杜邦身體微微前傾，聲音壓低了些，不再是完全的官方口吻：“馬修，這裡沒有外人。你我都很清楚，這不是簡單的警務合作。日本人要的不是幾個小毛賊，他們想要的是鑰匙，能打開通往租界內所有反日力量大門的那把鑰匙。交出名單，就是交出了我們最後一點自主權，和做人的底線。”他直呼其名，並使用了“我們”和“做人的底線”，這是在嘗試超越上下級關係，訴諸於共同的身份認知與道德困境。
勒克萊爾沉默了片刻，指節無意識地敲擊著扶手。他當然明白。巡捕房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既有對日強硬派，也有被日方威逼利誘的動搖者。“完全拒絕是不現實的，總領事。他們的軍艦就在黃浦江上。我們需要一個……‘合規’的拖延與篩選方案。”他同樣壓低了聲音，“比如，提供一份過時的、無關緊要的名單，或者將核心人物的信息模糊處理，甚至摻入一些假情報。但這需要時間，也需要絕對可靠的人去操作。”他提出了技術性的解決方案，同時也點明了執行的風險與核心需求——絕對可靠的人。這既是在陳述困難，也是一種試探，想知道杜邦到底願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這種陽奉陰違的行動，以及，他是否信任自己。
對話在極度壓抑的氛圍中進行。杜邦能感覺到勒克萊爾的謹慎，這是一種在高壓環境下生存必備的自我保護。他內心焦急，卻深知不能催促。每一次停頓都充滿張力，仿佛能聽到彼此心跳聲。他在評估勒克萊爾，勒克萊爾同樣在評估他——這位總領事是真心抵抗，還是僅僅在表演姿態，事後卻可能讓具體執行者成為替罪羊？當杜邦最終說出“我需要你的判斷，馬修。在這件事上，你的專業知識和……你的忠誠，是領事館能否守住最後防線的關鍵”時，勒克萊爾眼中那層冰封的審慎似乎融化了一絲。這是一種重大的托付，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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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領事館的其他角落，這場高層會晤的漣漪正以各種方式擴散。秘書處的打字員瑪德琳adeeine），一位父親死於馬奇諾防線的年輕女子，她擔憂地猜測著總領事召見警務總監的目的，內心祈禱不是下達合作的指令。檔案室的副主任皮埃爾pierre），一個眾所周知的維希政府擁護者，則特意路過總辦公室，試圖從秘書們的表情中捕捉一絲信息，盤算著是否值得向他的“朋友們”彙報。而在樓下門房，一位年長的中國籍侍者看似專注地擦拭著黃銅門把手，卻將進出人員的頻率和時間默默記在心裡。這座建築裡，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讀風向，尋求自保或等待時機。
杜邦桌上那杯冷掉的咖啡，象征著討論的嚴峻與時間的緊迫，已無暇顧及享受與暖意。勒克萊爾手中那份看似枯燥的巡捕房月度報告，則如同一種隱喻：表麵的數字與條例之下，是洶湧的人性、背叛與忠誠。窗外那株風雨中搖曳的玫瑰，此刻在兩人沉默的間隙映入眼簾，它頑強的生命力，成了他們內心不願明言卻共同渴望守護之物的象征——某種關於尊嚴與原則的脆弱堅持。
杜邦看著勒克萊爾，忽然想起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的那句冷酷箴言：“受人愛戴不如受人畏懼……因為愛是靠恩義這條紐帶維係的；然而由於人性是惡劣的，在任何時候，隻要對自己有利，他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則由於害怕受到絕不會放棄的懲罰而保持著。”他此刻的行為，似乎正遊走於這條鋼絲之上。他需要勒克萊爾的忠誠，這或許源於共同的信念愛戴？），但也必須讓對方清楚，違背這種信任可能帶來的後果畏懼？）。這種基於現實政治的算計，讓他感到一種深切的悲哀。
杜邦的思維清晰起來。他的策略核心在於：1.拖延：利用官僚體係的繁文縟節，緩慢處理日方要求，以時間換取可能出現的國際變局如美日關係進一步惡化）。2.混淆：提供不完整、過時或經過篡改的信息，增加日方甄彆成本，保護真正需要保護的人。3.隔離：將此項敏感任務局限於最小範圍、最可靠的人員之內，降低泄密風險。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勒克萊爾的全力配合與執行能力。選擇信任勒克萊爾，是基於對其過往經曆、性格弱點如對職業榮譽感的看重）以及目前困境他同樣不受維希政府核心層信任）的綜合判斷。這是一個風險極高的決策，但也是所有糟糕選項中，唯一可能帶來一線生機的那一個。
杜邦從抽屜裡取出一本看似普通的藍色賬簿，推到勒克萊爾麵前。“這是我們的一些‘非正式’開支記錄，用於維持館舍一些‘特殊’設備的運轉，以及……或許未來某些突發事件的應急所需。”賬簿裡記錄的，實則是總領事可以動用的、不受維希政府嚴格監管的一筆秘密資金。這個舉動意義重大：它既是極大的信任將經濟資源交付），也是一種綁定勒克萊爾從此更深地卷入杜邦的軌道），更是一種無聲的指令——必要時，可以用金錢來解決某些“問題”，或獎勵某種“忠誠”。
“第一件事，”杜邦的聲音壓得更低，“我們需要一份‘名單’，一份能滿足山本胃口，但又不會造成真正損害的名單。由你親自篩選擬定。重點關注那些已經離滬、或者影響力微乎其微的目標。至於……真正的敏感人物，”他停頓了一下，目光銳利，“他們的檔案，需要‘特殊管理’，甚至可以考慮製造他們已經逃離的痕跡。”任務具體而危險，立刻將抽象的“忠誠”考驗拉入了實戰層麵。
勒克萊爾拿起那本藍色的賬簿，它的重量遠超物理意義。他站起身，挺直脊背，向杜邦行了一個標準的警禮，眼神複雜——混合著受到重托的凝重、對未知風險的憂慮，以及一絲被信任所激發的決然。“我會處理，總領事閣下。”他沒有多說，轉身離開辦公室，腳步聲在走廊回蕩，堅定而沉重。
杜邦沒有立刻坐下。他再次望向窗外，看到勒克萊爾高大的身影穿過庭院，走向巡捕房的方向。籠絡人心，從來不是靠空話，而是靠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困境，以及一點點共同的希望。他知道，這隻是開始，勒克萊爾的忠誠將在接下來的每一步行動中受到嚴峻的考驗。而他自己的命運，也已與這位警務總監的選擇緊密捆綁。冰冷的咖啡餘漬，仿佛在他胃裡凝結成一個沉重而不安的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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