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覺自己蓄力已久的一記重拳，仿佛打在了一團棉花上，不僅沒有傷到對方，反而被一股無形力量，帶向了自己未曾觸及的領域。
坐在評委席上的另外幾位教授，眼中都露出了欣賞之色。
其中一位中年教授，接著問道：
“陳捷同學，我非常讚同你的觀點，但我想追問一句，你所說的這種植根於‘政治認同’的法治模式，在具體製度設計上，應該如何體現？它與西方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模式，又有什麼本質區彆？”
這個問題，等於是給了陳捷一個絕佳助攻機會。
陳捷立刻接口道：
“謝謝老師提問，我認為最大區彆，就在於我們的製度設計，不追求形式上的權力製衡，而追求實質上的目標協同。”
“西方三權分立，本質上是一種基於人性惡假設的、不信任的製衡，其結果往往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導致政府效率低下。”
“而我們的模式，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實現立法、行政、司法等各個環節的高效協同，共同服務於‘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這一個總目標。”
“比如，我論文中提到的醫療改革例子，如果放在西方製度框架下，醫保部門、醫療機構、藥品監管部門之間，必然會因為部門利益而相互掣肘，改革將寸步難行。”
“但在我們的製度優勢下，就可以通過一個更高層級的醫改領導小組，進行統籌協調，強力推進，最終實現多方共贏。”
“所以，我們的法治，是一種聚力型法治，而西方法治，在很多時候，表現為一種耗散型法治。”
“孰優孰劣，在應對重大公共危機和推動長遠戰略發展時，高下立判。”
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充滿了強大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場的教授們，無不為之動容。
他們仿佛看到了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屬於華國法學界自己的理論新星。
錢衛東臉色變得鐵青。
他發現，整個答辯節奏，已經完全被陳捷所掌控。
“陳捷同學，你說的這些，都很好聽，很宏大。”錢衛東冷笑一聲，語氣充滿譏諷，“但你不覺得，你這種將一切都與政治掛鉤的思維，是一種學術上的投機和機會主義嗎？你是不是覺得，隻要喊幾句政治口號，就可以掩蓋你學術功底上的不足？”
這是一個極其惡劣的指控，幾乎是在進行人身攻擊了。
其他教授們表情都不太好看，錢裕民更是眉頭都蹙了起來。
陳捷依舊是那副古井無波的平靜：
“錢老師，謝謝您的批評。”
“或許在您看來，我的一些提法，是政治投機，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華國法學生，最基本、也是最真誠的責任與擔當。”
“我們這一代人，生於改革，長於開放，親眼見證了國家從貧弱走向富強，我們所享受的安寧學習環境，所擁有的選擇未來的權利，都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黨和國家，是億萬人民，用血汗和奮鬥換來的。”
“所以，當我拿起筆思考法律問題時，如果心中沒有這個國家，沒有這片土地，沒有這裡的人民，那讀再多書，掌握再精巧的理論，又有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