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崇禎的目光落在一人身上：“刑部尚書，朱勝非！”
朱勝非，這位在靖康元年任東道副總管，參加過勤王。
曆史上，他不僅精通法理，更在危急關頭展現出非凡的政治手腕。
刑部掌管司法刑獄，在革新變法時期，必然會麵臨各種阻力與反彈，需要一位既有原則又懂權變的官員。
朱勝非出列，神色複雜地領命：“臣朱勝非，遵旨。”
六部尚書任命完畢，殿中群臣再次感受到崇禎帝雷厲風行的作風。
他不僅革除冗官，精簡中樞，更直接提升了六部的地位和權責，使其真正成為國家行政的支柱。
崇禎掃視殿中，沉聲道：“此次改革，不僅是機構的精簡，更是職能的重塑！吏部當公正無私，考核官員，務求實效；戶部當開源節流，充裕國庫，保障軍需民用；禮部當重塑綱常，亦能靈活周旋於邦交之間；兵部當強化軍政，為樞密院提供有力支持；工部當厲行節儉，高效營建，保障軍備；刑部當嚴明法紀，為改革保駕護航！”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冷酷而決絕：“朕不求‘循資而進’的墨守成規，隻求‘特旨除授’的雷厲風行！若有阻礙變法者，朕絕不姑息，即便是台諫言官，若隻是為了一己之私而胡亂論奏，亦不饒恕！”
“朕要讓大宋的官僚體係，從臃腫低效的泥沼中抽身而出，變得如臂使指，令行禁止！”
李綱、孫傅兩位丞相，以及新任六部尚書，皆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壓力，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勵。
在這樣一位鐵腕君主的領導下，大宋的未來，或許真能掙脫靖康之恥的陰影，迎來一個全新的局麵。
他們以為這就完了。
其實還沒有。
朝廷中樞的雷霆改製，僅僅是崇禎帝“刮骨療毒”的第一步，地方也要跟著變。
其實地方才是最亂的，也是大宋冗官之弊、效率低下、民怨沸騰的症結所在。
宋朝地方行政分為路、州、縣三級，承襲五代十國藩鎮割據的教訓，極力奉行“分化事權”“互相牽製”的原則。
導致地方官員數量激增，監司冗餘，層級複雜，職權交叉，最終卻養成了比中央更為臃腫混亂的官僚體係。
崇禎帝在紫宸殿內，向臣工們細數地方的亂象：
“諸卿可知，我大宋地方最上層的‘路’，竟是‘四司並立’？經略安撫司掌軍事，轉運司掌財政，提點刑獄司掌司法，提舉常平司掌常平倉儲。四司互不統屬，均直接對朝廷負責！彼此牽製有餘，協作不足，無人能總攬大局！”
崇禎帝的聲音愈發激昂：“每路平均就有十五到二十名高級官員，遠超實際需求！例如京東路，僅轄十五州，卻有十二名高級官員互相掣肘，試問如此官製，何談效率？！”
相當於一個省有四位一把手，二把手更是高達十幾位，且互不統屬，誰也不鳥誰，都能向朝廷彙報工作。
崇禎繼續痛斥州縣兩級的亂象：“州府層麵，知州與通判分權，大州甚至設兩三名通判，卻無明確分工，僅掛名領俸！更有甚者，小州本可合並職責，卻仍強製設錄事參軍、司戶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四參軍’！”
“小縣也是如此，知縣、縣丞、主簿、縣尉樣樣俱全，哪怕偏遠小縣人口僅數千，事務極少，官員卻一個不少，屍位素餐者比比皆是！”
最後，崇禎直指冗官的根本原因：“加之科舉擴招與恩蔭泛濫，每年入仕者眾，去官者稀，使得我大宋官員數量遠超實際需求，一大半官員都是冗官！這些閒散之人，不僅耗費國庫六成以上的財政，更因職權交叉、互相推諉，導致政令不暢，民生困頓！”
宋朝官員可憑品級蔭補親屬入仕，稱為“恩蔭”，且恩蔭範圍極廣：三品以上高官每遇南郊祭天、皇帝生日等“大禮”，可蔭補子、孫、侄甚至門客十到二十人；
五品以上的地方官也可蔭補一到三人人；
皇後、太後、宗室的親屬也能通過“特恩”入仕，稱為“雜蔭”。
據統計，北宋中期每年通過恩蔭入仕者達五千到一萬人，遠超科舉錄取數。
這些“蔭補官”多為紈絝子弟，無實際才能，卻占據大量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