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一年冬，奉天城的雪下得發狠，鵝毛片子砸在青石板上，轉眼就積起半尺厚。北市場的乞丐蜷縮在糧棧牆角，凍得發紫的手攥著半塊硬邦邦的窩頭，而街對麵的大帥府，朱紅大門敞著條縫，裡麵飄出的炭火氣混著臘肉香，能飄出半條街。
警察廳副廳長錢緊揣著懷裡的銅暖爐，爐子裡的炭早熄了，隻剩點餘溫貼在胸口。他剛從城門樓子過來——遼西巨匪杜立三的屍首還掛在那兒，凍得硬挺挺的，臉上的刀疤在雪光裡泛著青黑。可比起這具屍首，更讓他心頭發沉的，是方才路過大帥府後院時看見的景象：三十輛騾車排成隊，車轅上掛著奉天軍械局的腰牌，車簾縫裡漏出的銀錠子，滾在雪地裡像撒了一地碎月亮。
“錢老弟，站這兒喝西北風呢？”厚重的狐裘披風突然搭在肩上，帶著股馬奶酒的暖香。張作霖邁著八字步從門裡出來，棗紅色的緞麵馬褂襯得他臉色發亮，指尖那枚翡翠扳指轉得飛快，綠光在雪地裡晃得人眼暈。“跟我瞧瞧去，杜立三這混球藏的‘家底’，夠咱奉天城吃三年。”
錢緊跟著他穿過抄手遊廊，廊下掛著的紅燈籠被風吹得晃悠，光影落在張作霖臉上，一半明一半暗。後院空地上，十幾個兵卒正掄著斧頭劈油布缸，凍硬的油布裂開時發出“哢嚓”聲，像凍碎的冰。第一缸掀開時，白花花的銀元“嘩啦啦”滾出來，有個小兵沒接住，銀元砸在他腳背上，疼得他齜牙咧嘴也不敢哼聲；第二缸是碼得齊整的金條，每根都有手指粗，凍得發烏的銅鎖被斧頭劈碎時，濺起的金屑粘在雪上，竟比燈籠還亮。
“這小子，比我當年當貨郎時精明多了。”張作霖蹲下身，拿起塊馬蹄金在手裡掂了掂，金塊上還留著杜立三的私印——一個歪歪扭扭的“杜”字。他突然抬頭看向錢緊，眼神裡帶著點說不清的笑意：“聽說你老家通遼有片荒地？十二萬坰，荒得能長草。”
錢緊心裡“咯噔”一下，攥著暖爐的手瞬間出了汗。他老家確實有片地，是父親留下的薄產，可哪有十二萬坰？這分明是張作霖在給他“塞好處”——三天前他還在查“剿匪軍械去向”，軍械局的老周偷偷塞給他張單子，上月繳獲的兩百支德國步槍，竟出現在熱河的軍火市場，買家落款是“三佘糧棧”——那是張作霖的私號，掌櫃的是他拜把子兄弟張景惠。
“大帥，這……”錢緊剛要推辭，張作霖已笑著拍他肩膀，指腹上的老繭蹭得他肩頭發疼：“就這麼定了。每畝給你按三成租子算，往後你家小子娶媳婦，彩禮我包了。”話裡是熱乎的，可錢緊聽得明白，這哪是賞地，是把他的名字釘在張家的賬本上——往後再查軍械、查糧棧，先得想想自家這“十二萬坰地”是怎麼來的。
當晚錢緊回了家，剛進門就看見媳婦在抹眼淚。炕桌上擺著碗稀粥，飄著幾粒米，五歲的女兒攥著空碗，小嘴撅得能掛油瓶。“今兒去糧棧買米，掌櫃的說沒糧了，可我明明看見大帥府的車拉著糧往碼頭去。”媳婦的話剛落，院門外傳來敲門聲，是警察廳的小吏，手裡拎著兩袋白麵，說是“大帥賞的”。錢緊看著那袋白麵，突然想起白天在大帥府後院看見的場景：金條堆得比人高，而自家閨女，連頓飽飯都吃不上。
轉過年來開春，奉天城的雪化了，街麵上淌著黑泥水，錢緊又被張作霖叫到府裡。這次不是後院，是書房——紫檀木八仙桌上攤著張麻紙，寫著“厚發合公司章程”，旁邊壓著張一百萬元的銀票，票麵上“奉天官銀號”的紅印格外紮眼。
張作霖坐在太師椅上，手裡端著杯熱茶，水汽繞著他的臉轉，把那雙精明的眼睛遮得模糊。“這是官銀號的公款，”他呷了口茶，聲音慢悠悠的，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硬氣，“你去跟厚發合的王老板說，這錢算我入的股，每月分紅得按時送進府。少一個子兒，你這副廳長的烏紗帽，我就給你摘了。”
錢緊捏著那張銀票，指尖發顫。厚發合他知道，是城裡的老字號，掌櫃的王敬堂是河北來的商人，為人實誠，做布匹生意十幾年，攢下點家業。可張作霖這哪是入股，是強搶——一百萬元，抵得上厚發合十年的利潤。
他硬著頭皮去了厚發合，剛進門就聽見算盤珠子響。王敬堂正蹲在賬房裡對賬，看見他進來，忙起身讓座，臉上堆著笑，眼角卻藏著疲色。“錢廳長，您咋來了？”等錢緊把張作霖的意思說完，王敬堂手裡的算盤“啪嗒”掉在地上，算珠滾了一地。“錢廳長，您救救我！”他拽著錢緊的袖子，聲音都帶了哭腔，“咱這小商號本小利薄，去年冬天進的貨還沒賣完，哪架得住大帥這麼‘入股’？”
錢緊心裡發酸，卻隻能彆過臉：“王老板，大帥的意思，我勸不動。”可他沒說的是，出門時他看見張作霖的副官跟在後麵，手裡攥著份“舉報信”，信上寫著“厚發合私藏日貨”——那是他前天才從大帥府倉庫裡見過的棉布，印著“大日本帝國”的字樣，是張作霖去年從日本人手裡換軍火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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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警察廳就接到了舉報。錢緊帶著人上門時，兵卒從貨棧地窖裡搜出了那些“日貨”，王敬堂癱在地上，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錢緊看著他花白的頭發，突然想起自己的父親——也是個小商人，當年被土匪搶了貨，一氣之下吐了血，沒多久就走了。可他不能幫王敬堂，張作霖的人就站在旁邊，手裡的槍托在地上敲得“篤篤”響。
王敬堂最終認了“罪”，把商號半數股份拱手讓給張作霖。錢緊去送第一個月分紅時，剛走到書房門口，就聽見裡麵傳來張景惠的聲音：“大哥，邊業銀行的資本金還差一千萬，厚發合這錢來得正好。”他推開門，看見張作霖正把一疊銀票塞進邊業銀行的賬本裡，賬本上寫著“資本金兩千萬”，其中一半，都是從各個“厚發合”這樣的商號裡“融”來的。
“錢老弟來了？”張作霖沒避著他，指著牆上的地圖笑，“你看，這奉天紡紗廠的機器下周就到了，是用杜立三的白銀從英國換來的。往後咱發行的‘天良’紙幣，背麵就印這廠房——老百姓看見廠房，才信咱的錢管用。”
錢緊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地圖上的奉天紡紗廠被紅筆圈著，旁邊是八道壕煤礦、鶴崗煤礦，十幾個紅點連成一片。他突然想起上個月去八道壕煤礦視察的事：黑黢黢的煤塊從傳送帶運出來，堆得像小山，張作霖指著遠處的煙囪笑：“錢老弟，你看這煙，每一縷都是金子。”那時他還不知道，這煤礦的原主是直隸來的商人，前一天還在大帥府求張作霖“關照”，說願意把利潤分他三成，結果第二天就被安了個“通匪”的罪名，家產全充了公，人被押回了直隸，再也沒回來。
民國十年北方大旱，奉天城的糧價像坐了火箭，一斤米能換半塊銀元。錢緊家裡的米缸見了底，媳婦把陪嫁的銀鐲子當了，才換回來兩斤雜麵，煮成糊糊，女兒喝了兩口就吐了，說“剌嗓子”。可大帥府的糧棧卻天天往外運糧，騾車一輛接一輛往碼頭去，揚起的塵土裡，都帶著米香。
他忍不住問張作霖的貼身副官李德標：“李副官，大帥囤這麼多糧，是要賑災吧？城裡都快餓死人了。”李德標往左右看了看，壓低聲音湊到他耳邊：“賑啥災？昨晚天津來的商船剛拉走一船，一斤糧在奉天賣兩文，到天津能賣六文，三倍利！”
錢緊的心沉了下去。前幾天省長召集官員開會，說省裡撥了五十萬銀元賑災款，讓各部門配合張作霖放糧。可現在看來，這賑災款怕是進了張作霖的糧棧。當晚他就帶著兩個親信去查糧棧，賬房先生哆哆嗦嗦地遞上賬本，油燈下，錢緊翻到第一頁就愣了——賑災款的撥付記錄後，蓋著張作霖的私印，紅得刺眼，可款項去向卻寫著“購糧”，收款人是“三佘糧棧”。
更讓他心驚的是，賬本裡夾著張紙條，是上海彙豐銀行的存款單，戶名是“張學良”，金額一百萬銀元。張學良是張作霖的長子，去年剛去日本留學，聽說在東京住的是洋樓，雇的是廚子，日子過得比當地貴族還滋潤。
“錢廳長，查得怎麼樣？”突然有人在身後說話，錢緊嚇得手一抖，賬本掉在地上。張作霖站在門口，手裡攥著根馬鞭，馬靴上還沾著泥——看樣子剛從碼頭回來。他彎腰撿起賬本，翻到存款單那頁，慢悠悠地把單子揣進懷裡，臉上沒什麼表情：“我兒學良在日本讀書，總得給點零花錢。不然讓人瞧著，咱張家連個兒子都養不起。”
錢緊低著頭，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帥，可這是賑災款……”
“賑災款怎麼了？”張作霖打斷他，馬鞭往糧囤上一指，囤裡的麥子堆得冒尖，“災民要吃，我張家也得活。不賺這錢，邊業銀行的紙幣拿什麼兌付？城裡的兵拿什麼發餉？”他頓了頓，突然湊近錢緊，聲音壓得很低：“你忘了你老家那十二萬坰地？忘了你家小子碗裡的白麵？錢老弟，水至清則無魚，這道理你得懂。”
那天晚上，錢緊在自家院裡刨了個坑，把查糧棧的記錄埋了進去。月光灑在地上，白得像雪，他看著奉天城裡家家戶戶掛著的“求雨幡”——竹竿上挑著塊破布，寫著“蒼天保佑”，風一吹就飄得晃悠。而大帥府後院，新砌的金庫剛完工，磚縫裡還留著水泥的潮氣，裡麵堆著從京津賺來的銀元，每一塊都沾著災民的汗味。
幾天後，奉天城裡放了次糧，每人能領兩斤雜糧。老百姓排著隊，手裡拿著破碗，對著大帥府的方向磕頭，說“大帥仁慈”。錢緊站在街邊，看著這一幕，突然覺得眼睛發澀。他想起王敬堂——厚發合被張作霖占了股份後，生意一落千丈，上個月王敬堂的老母親病死了，沒錢買棺材，還是街坊湊錢幫他辦的喪事。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錢緊睡得正沉，突然被“砰砰”的槍聲驚醒。他抓起放在枕頭下的手槍，剛推開門，就看見奉天城裡火光衝天，日軍的裝甲車在街上橫衝直撞，車燈照得夜空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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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帥府！”錢緊心裡一急，撒腿就往大帥府跑。可他剛到街口，就被幾個日本兵攔住了——卡車堵在大帥府門口，車鬥裡堆著沉甸甸的木箱，箱蓋沒蓋嚴，露出裡麵金燦燦的金條，在火光裡泛著冷光。
“錢廳長，來得正好。”一個穿著黃呢子軍裝的日軍少佐走過來，是阪垣征四郎，去年還來奉天“訪問”過，和張作霖一起喝過酒。他手裡拿著份清單，笑著遞到錢緊麵前，日語混著蹩腳的中文：“奉天皇陛下命令，接收張氏家產。你看，這八萬根金條，每根都刻著‘張’字，真是整齊。”
錢緊的目光掃過清單，手指忍不住發抖：邊業銀行黃金四萬七千兩、現金六千萬；大帥府金庫金條八萬根、文物兩百七十件；通遼土地二十萬坰、鶴崗煤礦股權……每一項都曾是他親手經手的“賬”——那四萬七千兩黃金，是他陪著張作霖從官銀號運過去的；那二十萬坰土地，有他“名下”的十二萬坰；就連那些文物，有幾件還是他跟著張作霖去北平“收購”的，實則是從落魄王爺家裡強買的。
“這些都是中國的東西！”錢緊突然紅了眼，伸手就要去搶清單，卻被旁邊的日本兵用槍托砸在胸口，疼得他彎下腰，嘴裡腥甜發苦。他看著日本兵把木箱往車上搬，金條碰撞的聲音“叮當”響，像在敲他的骨頭。
他突然想起張作霖生前常說的話：“錢是靠山，可槍杆子才是裝錢的匣子。”那時張作霖的奉軍有二十萬兵力，手裡有德國步槍、日本大炮，誰都不敢惹。可去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張學良接手奉軍後，忙著和南京政府合流，把主力調去了關內，奉天城裡隻剩幾萬新兵——槍杆子折了，裝錢的匣子，自然被人端走了。
“錢廳長，彆激動。”阪垣征四郎拍了拍他的肩膀，語氣裡滿是嘲諷，“你們中國人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如跟著皇軍乾，這些家產，少不了你的好處。”錢緊猛地推開他，吐了口帶血的唾沫：“我是中國人！”
那天夜裡，錢緊蹲在街口，看著日軍的卡車浩浩蕩蕩地離開，車尾揚起的塵土落在他臉上，和淚水混在一起。他想起十年前那個雪天，張作霖在大帥府後院笑著對他說“錢是賺不完的”；想起王敬堂癱在地上哭的樣子；想起女兒攥著空碗的小臉……那些堆得比山高的金條、銀元，終究沒留住。
後來他聽說，張學良帶著部分存款去了北平，用那些錢擴建了東北大學，給學生蓋了新宿舍，還捐了不少給抗日救國會。有次他在報紙上看見張學良的照片，穿著西裝，頭發梳得整齊，可眼裡沒了當年在奉天時的意氣——大概是知道，父親留下的家產，大半都成了日軍的戰利品。
再後來，奉天改名叫沈陽，張家在大陸的實業全歸了國家。邊業銀行變成了人民銀行，八道壕煤礦裡的煤，再也不是誰家的私產，而是供老百姓取暖、工廠開工的燃料。錢緊還在警察廳當差，隻是不再查軍械、查糧棧，而是跟著隊伍去剿匪、去救災——他終於不用再對著那些“黑賬”難受，不用再在張作霖的恩威裡掙紮。
民國三十八年，錢緊已是滿頭白發，退休後在沈陽故宮附近擺了個修鞋攤。每天太陽升起來時，他就推著攤子出門，把針線、鞋油擺得整齊。偶爾能看見遊客圍著大帥府的青磚院牆拍照，有穿西裝的，有穿旗袍的，笑著說“這就是當年張作霖住的地方”。
有天下午，一個年輕遊客蹲在他攤前修鞋，看著不遠處的大帥府，突然問：“大爺，聽說當年張作霖有三億家產，是真的嗎？”
錢緊低頭擦著鞋油，老繭縱橫的手慢慢蹭過鞋麵，鞋油在陽光下亮得像當年的金條。他聲音輕得像風，帶著點歎息：“哪有什麼三億？不過是一缸白銀換了片地，一船糧食賺了筆錢，最後都散在風裡了。”
風從街對麵吹過來，帶著故宮角樓的槐花香。錢緊抬起頭，看見大帥府的朱紅大門開著，遊客們進進出出，沒人再提當年的金條、銀元，隻在導遊的講解裡，偶爾聽見“張作霖”三個字——不是什麼“財神”，是個在亂世裡掙紮的軍閥，留下座空宅子，供後人評說。
他低下頭，繼續擦鞋。鞋麵上的光，亮得溫柔，再也沒有當年金條那種紮眼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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