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後，倭國使臣河邊臣一行，懷揣著那份蓋有華胥元首金印、原則上同意“友好共處”的回複國書，登上了返回的船隻。立於船舷邊，回望那座在陽光下折射出異樣光澤的墨城，以及軍港內那如同沉睡巨獸般的黑色艦影，河邊臣的心情複雜難言。
此行表麵目的已然達成。華胥接受了國書，並未拒絕建立邦交的提議，甚至允許他們有限度地觀摩了這座奇跡之城的冰山一角。那整潔到不可思議的街道，那高效運轉的港口，那紀律嚴明的軍民，尤其是那支僅僅遠觀便令人心生絕望的鋼鐵艦隊……所有這些，都如同沉重的烙印，深深刻在了他的腦海之中。他確實“滿意”，滿意於華胥沒有表現出立即的敵意，滿意於為倭國爭取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然而，在這份“滿意”之下，是更深沉的無力與警惕。華胥的接待雖合乎禮儀，但那骨子裡透出的疏離與審視，以及對方在談判中展現出的、對倭國心思洞若觀火的冷靜，都讓他明白，這個新興的對手，遠比想象中更為難纏。所謂的“友好”，薄如蟬翼。
與此同時，倭國派往大唐的使團，在完成了一係列覲見與交涉後，也帶著大唐皇帝原則上同意恢複遣唐使製度的恩準，啟程歸國。他們同樣“滿意”於大唐依舊保持著天朝上國的氣度，似乎並未深究他們那些細微的試探，帝後分彆接見時也並未流露出明顯的齟齬。但這“滿意”同樣伴隨著隱憂：唐廷的龐大與底蘊依舊深不可測，其內部縱然有分歧，也遠未到可以輕易利用的地步。
兩支使團的回歸，意味著倭國“北探南交”的雙軌策略，在表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們成功地在兩個巨人之間，為自己楔入了一個微妙的生存空間。
而對華胥而言，此次倭國主動遣使，其意義遠超一次簡單的外交接觸。這標誌著華胥作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正式獲得了周邊勢力哪怕是出於畏懼）的外交承認。東海方向的潛在威脅得以暫時緩和，戰略環境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次交鋒，華胥進一步明確了自身“不拒不來，不親不疏”的務實外交方針，並在實踐中錘煉了應對此類複雜局麵的能力。墨城的官員們，在處理完此事後，便迅速將注意力重新投向南洋經營與內部建設，倭國之事，不過是棋盤上一枚需要留意、卻暫不需重點投入的棋子。
反觀大唐，情況則略顯微妙。李治與武媚雖都對倭國的“恭順”抱有疑慮，武媚更是直接點破了其“狡詐”本性，但在西域未平、內部事務繁雜的當下，朝廷實在無力對東海方向的倭國投入過多精力進行深究。倭國使團的活動，如同投入湖麵的石子，激起些許漣漪後便迅速消散，未能真正動搖大唐既定的戰略重心。然而，一種隱約的不安已然種下，尤其是武媚，她更加確信外部勢力正試圖利用唐廷內部的任何縫隙。這份警覺，促使她在穩固自身權力地位方麵，變得更加堅定和急切。
於是，一種新的、動態的三方博弈格局，在龍朔三年的這個春天，悄然成型於東海之上：
·倭國，憑借其精密的算計與靈活的身段，在兩大強鄰的夾縫中艱難周旋，試圖爭取時間，暗中積蓄力量。
·華胥，憑借其驟然提升的硬實力與冷靜的外交策略，穩穩立足南海，開始有限度地向外投射影響力，戰略姿態由守轉攻。
·大唐，雖體量龐大，底蘊深厚，卻因內部紛爭初現與多方戰略牽製，對東海新出現的複雜局麵，顯露出幾分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疲態。
東海，這片曾經由大唐主導秩序的海域，自此進入了唐、華胥、倭國三方相互牽製、相互試探的新時期。無形的棋局已然鋪開，執棋者各懷機心，未來的波濤，將因這三方每一次的落子，而變得更加洶湧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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