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辯論事件後的校園，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的炭火，表麵平靜，內裡卻仍有餘溫。
獎學金落選的消息，像一根刺紮在我們三人心裡，但表現方式各不相同。
趙瑞龍表現得最為“灑脫”。他當著我們的麵，把那份落選通知單折成紙飛機，從窗口輕輕一擲：“嗬，正好，我本來也沒指望那點錢。”
紙飛機在風中打了個旋，飄向樓下。但我知道，他昨晚在夢裡咬牙切齒地說了句：“憑什麼。”
陳默則選擇了最直接的方式。他寫了一封長達八頁的《關於獎學金評定標準的若乾思考》，準備遞交係裡。我勸他慎重，他卻說：“如果連說真話的勇氣都沒有，讀書何用？”
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一方麵，我覺得陳默做得對；另一方麵，趙瑞龍的“現實論”又在耳邊回響。
這天下午，我在圖書館遇到了沈清薇。她正在看一本《中國農民調查》，眉頭緊鎖。
“你也對農村問題感興趣？”我在她對麵坐下。
她抬起頭，眼神裡帶著憂慮：“我在想，廣場上那些同學爭論的宏大命題，和這些書裡描寫的現實之間，到底有多大距離。”
她推過一張信紙，上麵是她清秀的字跡：“這是我父親剛從鄉下調研帶回的資料——去年全省農民人均負擔占收入的28.7，很多地方還在打白條。”
我看著那些觸目驚心的數字，突然覺得，我們在校園裡的爭論是多麼蒼白。
“所以，”沈清薇輕聲說，“有時候我在想，熱血固然可貴，但冷靜的思考也許更重要。”
這句話像一記重錘，敲在我心上。
晚上回到寢室，陳默正在奮筆疾書他的“萬言書”，趙瑞龍則在對著一麵小鏡子練習微笑——據說他最近在爭取進入學生會的外聯部。
“致遠，”陳默頭也不抬，“你來幫我看看這段論述夠不夠有力。”
趙瑞龍放下鏡子，嗤笑一聲：“還寫呢？小心寫成第二份《農民負擔調查》。”
這話刺痛了我。我想起沈清薇給我看的那些數據，想起父親在田裡勞作的身影。
“陳默，”我走過去，按住他疾書的筆，“也許我們應該換個方式。”
陳默不解地看著我。
“我收到家裡的信，”我拿出那封皺巴巴的家書，“父親說，今年村裡的提留款又漲了，為了湊齊我的生活費，他把家裡的豬提前賣了。”
寢室裡安靜下來。
“我們在學校裡高談闊論的時候，”我的聲音有些哽咽，“有多少像父親這樣的人，在默默承受著改革的陣痛？”
陳默沉默了，手中的筆緩緩放下。
趙瑞龍也收起了戲謔的表情，難得認真地說：“所以我說，改變需要智慧，不是光有熱情就夠的。”
就在這時，敲門聲響起。門外站著係輔導員和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
“介紹一下，”輔導員神色嚴肅，“這位是校學生處的王處長。”
王處長的目光在我們三人臉上掃過，最後落在陳默桌上那疊厚厚的信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