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孩子大多數都沒學上，”當地的一個社工告訴我們，“公立學校要戶籍，私立學校學費太貴。”
我采訪了一個叫小芳的女孩。她十歲了，還沒進過學校。
“我想讀書，”她睜著大眼睛說，“可是爸爸說家裡沒錢。”
沈清薇采訪了一個在垃圾堆裡撿破爛的男孩。他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個新書包”。
回到報社，我含著眼淚寫完了這篇報道。王老師看完後，沉默了很久。
“寫得很好，”他終於說，“但是發不了。”
“為什麼？”我不解。
“太沉重了，”他歎了口氣，“報紙需要正能量。”
最後，這篇報道被改頭換麵，變成了《社會各界關愛農民工子女》，重點寫了幾所民辦學校提供的助學名額。
我看著被修改得麵目全全的稿件，心裡很不是滋味。
“這就是現實，”沈清薇輕聲說，“我們要學會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平衡。”
趙瑞龍知道後，不無得意地說：“看吧，我早就說過，有些真相是不能說的。”
但事情出現了轉機。一周後，我收到一封信，是那個叫小芳的女孩寫來的。信很短，字歪歪扭扭：
“記者叔叔：有個好心的阿姨看到報紙，資助我上學了。謝謝您。”
隨信附著一張照片，小芳背著新書包，站在校門口笑得燦爛。
我把這封信拿給王老師看。他久久注視著照片，最後說：“記住這個笑容。這就是我們當記者的意義。”
在接下來的實習中，我逐漸學會了如何在允許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反映真實。我寫過菜市場拆遷的係列報道，寫過下崗工人再就業的故事，寫過城市外來人口的生存狀況。
每篇報道都要經過反複修改，但每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能帶來一點點改變，我就覺得值了。
實習結束那天，李誌強副主任找我談話：“小林，畢業後願意來我們報社嗎？”
我猶豫了。記者這個職業讓我看到了更真實的社會，但也讓我感到了深深的無力感。
“讓我考慮考慮。”我說。
回到學校，我把實習經曆講給陳默和趙瑞龍聽。
“要我說，你就該去，”趙瑞龍說，“《南方時報》多好的平台。”
陳默卻持不同意見：“我覺得你更適合走學術道路或者從政。記者這個職業，束縛太多。”
那天晚上，我獨自在操場上散步。月光很好，就像我第一次見到沈清薇那晚。
她走過來，輕聲問：“在糾結？”
“嗯。”
“跟著你的心走，”她說，“但不要忘記我們為什麼出發。”
我望著星空，突然想起了父親的話：“做人要像稻穗，越成熟越懂得低頭。”
但低頭不是為了屈服，而是為了更好地成長。
實習記者的經曆，讓我看到了象牙塔外的世界。那裡有陽光，也有陰影；有希望，也有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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