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的經曆像一扇窗，讓我看到了象牙塔外的真實中國。但真正讓我觸動的，是隨後參與的一次社會調研。
那是個周末，係裡組織“大學生看社會”調研活動。我選擇了“城市低收入群體生存狀況”這個課題，趙瑞龍出人意料地要和我一組。
“你怎麼對這個感興趣？”我有些詫異。
他神秘地笑笑：“總要了解民間疾苦嘛，將來才好為民請命。”
我們走訪的第一個地方是城東的棚戶區。這裡的景象讓我想起實習時去過的城鄉結合部，但更加觸目驚心。
低矮的磚房擠在一起，巷道窄得隻容一人通過。公廁在三百米外，自來水要排隊接。一個老太太正在門口生爐子，煤煙嗆得人直咳嗽。
“老人家，能跟您聊聊嗎？”我上前詢問。
老太太警惕地看著我們：“你們是乾什麼的？”
趙瑞龍掏出學生證：“我們是大學生，來做社會調查的。”
“大學生？”老太太的臉色緩和了些，“我孫子也想上大學，可是......”她歎了口氣，沒再說下去。
我們走訪了十幾戶人家，聽到的故事一個比一個心酸：有下崗工人靠撿破爛為生，有孤寡老人靠微薄的低保度日，有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失學在家。
在一間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裡，我們見到了李師傅。他原來是一家國營廠的鉗工，下崗後靠打零工維持生計。
“最難受的不是窮，”李師傅說，“是看不到希望。”
趙瑞龍認真地記錄著，偶爾問幾個問題。他的表現讓我刮目相看。
中午，我們在路邊攤吃麵條。趙瑞龍看著碗裡飄著的幾片青菜，突然說：“我父親常說，不了解民間疾苦的人，不配當官。”
“你父親？”
“他年輕時也下過鄉。”趙瑞龍難得地沒有多說。
下午，我們遇到了一群正在維權的老工人。他們原來的工廠改製，補償款遲遲不到位。
“記者同誌，你們要幫我們反映反映啊！”一個老師傅拉著我的手說。
趙瑞龍把我拉到一邊：“這個題材太敏感，最好不要碰。”
“可是他們需要幫助。”
“幫助的方式有很多種，”趙瑞龍說，“不一定非要寫出來。”
我們爭論的時候，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致遠？趙瑞龍？”
是陳默。他背著書包，手裡拿著一疊傳單。
“你怎麼在這兒？”我問。
“我來做法律援助，”陳默說，“這些工人的案子，我在跟進。”
趙瑞龍皺起眉頭：“陳默，這種事很複雜，你一個學生......”
“正因為是學生，才更應該做。”陳默態度堅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