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高二，學業壓力增大，
隨著文理分科分班，淩悅選擇了文科。
對自身能力的困惑與掌控的艱難，讓淩悅的內心時常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孤獨與沉重。
她無法向任何人，傾訴這份源於，生命本體的秘密與負擔，直到她遇到了語文老師蘇蔓。
蘇老師年輕，畢業於名牌大學中文係，
身上帶著一種不同於，其他老師的書卷氣，與敏銳的洞察力。
一次課後，她叫住淩悅，
溫和地指出，她作文中流露出的一種“超越年齡的、對生命本質的細微體察與隱隱的憂思”。
這句話，瞬間擊中了淩悅的心事。
於是，一種默契的、以書信為載體的特殊交流，悄然開始了。
淩悅在信中，不會提及自身秘密，
而是借用閱讀的文學作品，如魯迅的《野草》、史鐵生的《我與地壇》為引子，
探討命運、偶然、孤獨與責任等主題。
她寫道：“讀《命若琴弦》，覺得人生仿佛被一根，看不見的弦牽引，彈奏出無法預知的曲調，人是樂手，還是樂器？”
蘇老師的回信，充滿了智慧與共鳴。
她引經據典，從莊子談到薩特，
她寫道：“或許兩者皆是。我們是有限的樂器，卻也是唯一的樂手。
琴弦既定，但如何彈奏，奏出怎樣的強音或低吟，卻在於我們自己的選擇與賦予的意義。”
這種觀點，讓淩悅第一次意識到，
她的“不同”或許是一種既定的“琴弦”，但如何對待它，是她可以選擇的。
蘇老師適時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觀念，“存在先於本質”。
她在信中寫道：“人首先存在，遭遇自身，湧現在世界中，然後才定義自己。
你的本質，不是由任何外在的、先驗的東西決定的，而是由你的每一個選擇、你的行動所塑造的。”
這段話對淩悅而言，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閃電。
她開始嘗試，用這個視角審視自身，她首先是一個“存在”的人，
她的特殊能力是她“遭遇”到的現實，但這個能力將把她定義成什麼？
是怪物？
是工具？
還是守護者？
取決於她如何選擇去運用它。
這極大地緩解了她的“異類”焦慮，將被動承受的命運，轉向了主動擔當的“選擇”。
隨著兩人討論深入，他們觸及了“自由與責任”的關係。
蘇老師寫道：“真正的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在認清自身處境後，清醒地承擔起選擇所帶來的責任。”
淩悅聯想到自己，她的“自由”恰恰在於，她必須隱藏能力，
而她的“責任”則在於，必須掌控能力，以避免傷害他人、保護家人。
這種看似矛盾的理解，讓她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更深刻的接納，不再簡單地視之為純粹的負擔。
書信提供了一個絕對安全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