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盯著電腦屏幕，指尖懸在鼠標上方，遲遲沒有點下“確認上傳”按鈕。
四百餘條投稿整齊排列在後台，她原本計劃從中挑選一百條最有力、最清醒的“新家規”，製成展覽文案，配上黑底白字的冷峻排版，在聲音劇場的空間裡鋪滿整麵牆——一場名為《我們不要的》的反向宣言。
可此刻，她的視線卻被一種詭異的熟悉感鎖住。
一條條讀下去：
“不準再為彆人的情緒負責。”
“不準把愛當作交易籌碼。”
“不準用‘堅強’來掩蓋崩潰。”
“不準覺得不被理解就是自己的錯。”
語氣堅決，立場鮮明，像刀刃出鞘，斬斷舊繩。
但林野的心口突然一緊——這不就是換了個方向的《家規100條》嗎？
當年周慧敏寫下的每一條“必須”與“應當”，如今被翻轉成“不準”與“禁止”，可那股熟悉的審判氣息，卻毫發無損地延續了下來。
它們依然在要求“正確”，依然在篩選“合格”的情感表達方式，仿佛隻有寫出足夠痛、足夠覺醒的人，才有資格站上這個展台。
而她自己呢？
她忽然冷笑了一下。
策劃這場展覽時，她反複修改文案，斟酌措辭，甚至暗中評分投稿者的文字力度——誰說得更深刻，誰更能代表“受害者”的集體聲音。
她在心裡默默打分，就像小時候周慧敏批她的作文。
一場新的考試。
隻不過這次，考官是她自己。
荊棘紋身微微發燙，那道新生的金線在銀色脈絡間緩緩遊走，像是某種提醒。
林野猛地起身，抽出抽屜裡的策劃案打印稿，紙張邊緣還貼著便利貼，寫著“控訴的美學：如何讓沉默者發聲”。
她捏住一角，用力撕下。
一聲輕響，紙張裂開。
接著是第二聲、第三聲，整疊文件被她一片片扯碎，扔進垃圾桶。
動作乾脆，近乎泄憤，卻又帶著久違的清明。
她轉身走向練習室，從櫃子裡翻出一卷牛皮紙，裁下一整張，貼在北側牆上。
空白，未寫字，未命名。
然後拿起一支粗頭紅筆，在正中央寫下七個字：
本空間拒絕完美答案。
字跡歪斜，不像展覽標語，倒像一次自我放逐的宣言。
做完這些，她蹲在地上喘了口氣，目光掃過角落的舊書箱。
那裡躺著她小學到高中的所有作文本，封皮泛黃，邊角卷曲。
她伸手抽出最底下那一本，《我的媽媽》——那是五年級的命題作文，也是她第一次試圖用文字討好母親的作品。
翻開第一頁，紅筆批注如藤蔓纏繞。
每一個“但是”都被圈出，每一句“我覺得”都被劃線否定。
最後一頁，周慧敏寫下了整整三行評語：
情感浮誇，邏輯混亂。
對母親的理解流於表麵，缺乏真實反思。
虛情假意，重寫十遍。
林野的手指撫過那行“虛情假意”，指甲微微發顫。
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從未見過母親寫字時的樣子。
不是作為教師批改作業的模樣，而是作為一個女人，握筆時手腕的弧度、呼吸的節奏、眼神的焦點。
第二天清晨，她撥通了江予安的電話。
“我想看八十年代教師批作業的影像。”她說，“有沒有那種……教學示範錄像？”
江予安沉默兩秒，“你在找什麼？”
“我不知道。”她坦白，“但我需要看見她的手。”198704的黑白錄像帶，標題是《中小學語文作業批改規範流程》。
江予安花了三天修複音頻同步，終於調出一段六分鐘的畫麵：一位女教師坐在課桌前，穿著藏青色毛衣，左手壓住學生作文本，右手持紅筆，逐字圈畫。
鏡頭推近她的手腕——僵直，微抖，每一次落筆都像在對抗阻力。
肩胛骨緊繃，呼吸短促，連翻頁的動作都帶著壓抑的謹神。
“這不是批改，”江予安低聲說，“這是戰鬥。”
林野看得出神。
畫麵中的老師每寫幾個字就會停頓，抬眼望向鏡頭外，仿佛在確認是否有領導巡視。
她的紅筆從不輕易落下，一旦動筆，便用力過猛，常將紙張劃破。
“她們那代人，”江予安輕聲道，“把紅筆當武器，也當盾牌。寫狠一點，是為了證明自己夠格；批嚴一點，是怕被人說不負責任。”
林野沒說話。
她隻記得，小時候每次拿到作文本，看到滿頁紅字，都覺得那是母親對自己的否定。
可現在她開始懷疑：那些刺目的批注背後，是否也藏著一個同樣被考核、被審視、被要求“必須正確”的年輕女人？
當晚，她設計了一個極簡的練習：“紅筆停寫”。
規則隻有一條：手持紅筆，在紙上任意書寫，當感到手臂發緊、呼吸變重時，立刻停筆。
她在聲音劇場的問答箱留下一句話：“你最後一次為自己寫字，是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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