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三十稅一”隻是漢廷應對百姓逃亡的應急之策，也確實“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但是李俊覺得，這跟善政有毛的關係？
所以他看到所謂的“文景之治”就覺得惡心，他娘的，晁錯獻的二條計策是十分的有用。
但是他娘的，這兩條完全就是斂財之策。
朝廷賣爵位給富民，富民向貧民百姓買糧食換爵位，貧民百姓賣糧食給朝廷交人頭稅。
這麼一圈下來，錢是朝廷的，糧食也是朝廷的。
漢武帝劉徹繼位的時候，人們發現國庫裡串錢的繩子都爛了，銅錢散到處都是；太倉裡麵露天堆放的糧食都爛了。
由此可見，漢朝用人頭稅征收了多少銅錢和糧食，已經完全超過了朝廷的正常開支。
但是晁錯的兩條斂財之策太好用了，於是整個文景時期一直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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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俊覺得所謂的“文景之治”很惡心，“文景之治”很有錢，李俊也覺得真他媽的操蛋，怎麼不說錢糧怎麼來的？
東漢至隋朝，這幾百年時間的漢人百姓，李俊覺得自己還是不要去想了，他隻能說：慘，慘，慘，淒慘之極，沒有最慘，隻有更慘……
直到隋朝實行租調製，老百姓才算是好過了一些。
隋朝租調製：隋代開皇二年582年）頒布租調令，以一夫一婦為“一床”作為課稅單位。
丁男一床，租粟三石。
桑土地區調以絹、絁，麻土地區調以布，絹以匹為單位，布以端為單位，加麻三斤。
開皇三年583年），調絹由一匹減為二丈。
唐繼隋製，唐朝的租庸調製：唐武德七年624年）推行。
“租”是農民向政府繳納的田稅，每丁租粟二石。
“調”是繳納當地土特產，一般為絹物等，綾、絹、絁各二丈，布則加五分之一。
輸綾、絹、絁者需綿三兩，輸布者需麻三斤。
“庸”是農民為政府服勞役代替納物，每丁每年須服勞役20日，閏月加2日。
如不服勞役，可納絹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而讓百姓基本上擺脫了人頭稅的還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的兩稅法。
兩稅法其要點是按各戶資產定分等級，依率征稅；
征稅原則是“量出製入”，統一征收；
征課時期分為夏秋兩季；兩稅征課資產，按錢計算，也可改收實物。
每戶按人丁和資產征收戶稅，按田畝征收地稅，同時取消租庸調和一切雜稅、雜役。
三長製，科舉製度，租庸調製度，均田製，府兵製。
這五個製度讓皇權空前的強大，也極度的壓榨了門閥世家的生存空間，曆經隋朝後，許多門閥世家現在已經空留社會名望，成為了案板上的魚肉。
這才是天下世家門閥不約而同的出力，弄死隋朝的真正原因。
然並卵……
李唐朝繼承了隋製，李唐王朝也是人才輩出，許多世家門閥已經看到了覆亡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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