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街郵局當分揀員的第三個月，收到了第一封“死信”。
說是死信，其實是郵局的老規矩——地址模糊、收件人已故，卻總在午夜準時出現在分揀台最角落的格子裡，信封是褪成暗黃的牛皮紙，邊角磨得發毛，正麵用藍黑墨水寫著“老街37號林秀琴收”，背麵沒貼郵票，隻蓋了個模糊的郵戳，戳上的日期是十年前的中秋。
“彆碰它。”老鄭師傅路過分揀台，瞥見那封信，煙卷在嘴角抖了抖，煙灰落在油漬斑斑的工裝褲上，“這信邪性，十年前就有了，誰碰了誰倒黴。”
我當時隻當他是老糊塗了，笑著把信塞進待退件的鐵盒：“現在哪還有這種講究，明天退回去就是。”
老鄭沒再多說，隻是盯著鐵盒的眼神發直，像在看什麼吃人的東西。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郵局裡隻剩我一個人，老式掛鐘的指針“滴答”響著，在空蕩的大廳裡撞出回聲。分揀台的燈突然閃了三下，暗黃的光線下，那封“死信”竟從鐵盒裡滑了出來，平平整整地躺在我麵前，信封上的字跡像是活了過來，藍黑墨水慢慢洇開，暈成一個個小小的血點。
我心裡發毛，伸手想去撿，指尖剛碰到信封，就聽見郵局門口傳來“吱呀”一聲——是那扇早就壞了的木門，明明下午才用鐵絲拴死，此刻卻敞開著，門外站著個穿墨綠色郵差服的人，帽簷壓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張臉，手裡拎著個舊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同樣的牛皮紙信封。
“同誌，幫個忙。”那人的聲音像浸了水的木頭，又悶又沉，“老街37號的信，麻煩替我送一下。”
我攥著手裡的信，指節泛白：“郵局有規定，死信要退……”
話沒說完，那人突然抬頭，帽簷下的臉沒有眼睛，隻有兩個黑洞洞的窟窿，窟窿裡滲出暗紅色的液體，順著臉頰往下流，滴在帆布包上，暈出一個個深色的印子：“林秀琴還在等，不能退。”
我嚇得尖叫一聲，手裡的信掉在地上，那人彎腰去撿，帆布包敞開的瞬間，我看見裡麵塞滿了同樣的牛皮紙信封，每個信封上都寫著“老街37號林秀琴收”，信封縫裡滲出的紅線，在地上蜿蜒成一條細細的血路。
等我反應過來，那人已經不見了，木門“砰”地關上，鐵絲還是好好的，像是剛才的一切都是幻覺。隻有地上的信還在，信封上的血點已經連成了線，順著分揀台的縫隙往下滴，滴在水泥地上，發出“嗒嗒”的聲響，像有人在敲門。
第二天一早，我拿著那封信去問老鄭。他蹲在郵局門口的台階上，抽著煙，聽完我的話，煙卷“啪嗒”掉在地上，他慌忙用腳踩滅，聲音發顫：“你碰見‘回魂郵差’了……十年前，老周就是送了這封信，再也沒回來。”
老周是十年前的郵局分揀員，和我一樣值夜班，也是收到了老街37號的信，自告奮勇去送，結果當晚就沒回來。警察找了半個月，隻在老街37號的廢墟裡找到個墨綠色的郵差帽，帽簷上沾著暗紅的血跡，和我昨晚看見的一模一樣。
“老街37號早就沒了，”老鄭歎了口氣，從抽屜裡翻出張泛黃的報紙，頭版標題是“老街火災致七人死亡，37號住戶無一生還”，照片上的房子燒得隻剩斷壁殘垣，牆角靠著個燒焦的郵筒，“十年前中秋夜，37號走水，林秀琴一家七口都沒逃出來，火是從郵筒裡燒起來的，裡麵塞著封沒寄出去的信，信上全是汽油。”
我盯著報紙上的郵筒，突然想起昨晚那人手裡的帆布包——包上的印子，和郵筒燒焦的紋路一模一樣。
“那信到底是誰寄的？”我追問。
老鄭搖搖頭：“不知道，隻知道林秀琴死前，天天去郵局等信，說是她丈夫在外地打工，中秋會寄錢回來。結果錢沒等到，等來一把火。”
我攥著手裡的信，心裡犯了嘀咕：既然37號早就沒了，那昨晚的回魂郵差，還有那些信，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天下午，我瞞著老鄭，拿著信去了老街。老街早就沒了往日的熱鬨，兩旁的房子大多塌了一半，斷壁上爬滿了藤蔓，藤蔓的葉子是暗綠色的，像是蒙了層灰。我順著門牌找，36號是間廢棄的雜貨店，38號是堵塌了的牆，中間本該是37號的地方，隻剩下一片長滿荒草的空地，空地上立著個歪斜的木牌，上麵用紅漆寫著“禁止入內”，漆皮剝落，露出底下的黑字——那是“林秀琴”三個字，被劃得亂七八糟。
我走到空地中央，剛想把信放在地上，就聽見身後傳來一陣腳步聲，很輕，像是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回頭一看，是個穿碎花裙的女人，頭發很長，遮住了大半張臉，手裡拎著個舊竹籃，籃子裡放著個青花瓷碗，碗裡盛著暗紅色的液體，像是血。
“你是來送錢的？”女人的聲音很柔，卻帶著股說不出的寒意，“我等了十年，終於有人來了。”
我往後退了一步，手裡的信掉在地上：“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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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抬起頭，頭發分開的瞬間，我看清了她的臉——左半邊臉燒得焦黑，皮膚皺在一起，露出裡麵的白骨，右半邊臉還算完整，卻沒有眼睛，隻有兩個黑洞洞的窟窿，窟窿裡插著兩根紅線，紅線的另一頭，拴在竹籃的把手上。
“我是林秀琴。”她咧開嘴笑，嘴角裂到耳根，露出一口發黑的牙，“老周送的信我收到了，可裡麵沒有錢，隻有一把火……你送的信，該不會也是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