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來自“全球知識產權聯盟”gipa）的年度報告，在國際輿論場激起了層層漣漪。這份名為《全球版權保護環境評估排名》的報告，將中國排在了第38位，較去年還下降了兩位。報告措辭尖銳，指責中國在“網絡版權執法”、“平台責任落實”、“刑事打擊力度”等方麵存在“係統性不足”，並特彆點名批評了“淘夕夕”等平台“侵權商品泛濫”。
報告發布的當天下午，林萬驍的辦公桌上就擺上了這份報告的全文翻譯件以及輿情信息局報送的緊急輿情分析。國際版權處處長吳文華站在辦公桌前，臉色凝重：“局長，gipa這個排名在西方媒體界很有市場，bbc、n、《華爾街日報》都已經開始引用報道，基調對我們很不利。他們刻意忽略我們近年來的努力和成效，片麵放大問題，這是在給我們即將進行的《著作權法》修訂施加國際壓力，也是在抹黑我們的營商環境。”
林萬驍快速翻閱著報告，目光掃過那些充滿偏見的結論和選擇性使用的數據，臉色沉靜，但眼神已然冰冷。他放下報告，手指在桌麵上輕輕敲擊著。
“看來，有人不想讓我們安安靜靜地搞建設，修法律。”他聲音不高，卻帶著一股寒意，“既然他們把輿論戰打到我們家門口，那我們也不能客氣了。吳處長，立刻通知綜合處、執法監管處、著作權管理處、社會服務處負責人，半小時後小會議室開會。另外，聯係與我們合作密切的幾家國內權威智庫和高校研究中心，請他們的負責人也一起參加視頻會議。”
“是，局長！”吳文華精神一振，立刻轉身去安排。
半小時後，版權局的小會議室內氣氛緊張。各處負責人和幾位屏幕上的專家學者都麵色嚴肅。大家都知道，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輿論戰，必須打贏，否則不僅影響國家形象，更會乾擾國內立法和執法進程。
林萬驍沒有多餘的廢話，直接定下調子：“gipa這份報告，來者不善。我們不能被動挨打，必須主動出擊，用事實和數據說話，堅決回擊這種不實指責。我們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揭露其排名的不公正性和方法論缺陷；第二，係統展示我國版權保護取得的真實進展和成效；第三，爭取國際社會客觀理性的聲音。”
他環視眾人，開始部署任務：“趙處長，你負責統籌，確保各部門協同。孫處長，你們執法監管處，立刻整理過去三年我們查處網絡侵權盜版案件的具體數據，特彆是關閉網站、處置鏈接、罰款金額、移送司法機關等硬指標，要分門彆類，清晰可比。同時，搜集整理美國、歐盟在類似問題上的執法數據和案例，進行橫向對比。”
“明白！”孫明遠立刻記錄。
“陳處長，你們著作權管理處，負責梳理我們近年來在著作權法律體係建設、修法進程、平台責任界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等方麵的具體舉措和立法成果，形成清晰的脈絡圖。”
“李處長，社會服務處負責提供我們支持小微權利人、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開展全民版權普法宣傳的具體案例和成效數據，要生動，有說服力。”
“吳處長，你們國際版權處任務最重。第一，負責將我們彙總的資料，編譯成高質量的英文報告和新聞稿，數據要準確，論證要嚴謹，同時要通俗易懂，符合國際傳播規律。第二，立刻聯係我們在ipo、‘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版權主管部門的合作關係，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第三，主動設置議題，組織國內權威專家在國際主流媒體和學術期刊上發表署名文章，接受外媒采訪，直接發出我們的聲音。”
他又看向屏幕上的幾位智庫專家：“王教授、李院長，煩請你們從學術角度，深入剖析gipa排名指標體係存在的偏見和漏洞，比如其數據來源的局限性、指標權重設置的主觀性、以及對發展中國家國情差異的忽視等，形成專業的分析文章，為我們提供理論彈藥。”
任務分派下去，整個版權管理局高速運轉起來。接下來的幾天，辦公樓裡燈火通明。執法監管處的辦公室裡，鍵盤敲擊聲和打印機的嗡鳴聲不絕於耳，孫明遠帶著手下骨乾，連夜核對一個個案例編號和罰沒金額；著作權管理處的燈光也亮到深夜，陳誌剛親自把關法律條款的英文表述準確性；吳文華則不停地打著越洋電話，協調著各種國際資源。
林萬驍坐鎮中樞，不時聽取彙報，協調難點。他特彆強調：“我們的報告，不能隻是空洞的反駁，必須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用紮實的數據和案例說話。比如，他們指責我們平台責任不力，我們就要拿出‘淘夕夕’等平台被我們責令下架侵權商品、處以高額罰款的具體案例和數據；他們指責執法不力，我們就要列出每年投入的執法人力物力，以及案件數量的逐年下降趨勢。”
一周後，一份厚達百餘頁、圖文並茂、數據翔實的《中國版權保護現狀與進展，事實與數據》報告中英文版）正式定稿。報告沒有情緒化的指責，而是冷靜地列舉了自2018年以來，中國在版權立法、司法保護、行政執法、社會服務、國際合作等五個方麵取得的顯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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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方麵：明確列出了《電子商務法》、《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以及正在修訂的《著作權法》等關鍵法律法規，強調了法律體係的不斷完善。
·執法方麵：用柱狀圖清晰展示了近三年查處網絡侵權案件數量從虛構數據）12.4萬起下降到8.7萬起）、關閉侵權網站數量從虛構數據）7.6萬個下降到4.2萬個）、處置侵權鏈接數量虛構數據）超過2.3億條），以及罰沒金額虛構數據）累計超過35億元人民幣）等硬核數據。同時，附上了幾個對“淘夕夕”、“快閱”等平台開出千萬級罰單的典型案例。
·社會共治：介紹了“劍網”專項行動、版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原創設計師協會維權等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成功案例。
·國際比較：報告還客觀對比了中國與美國、歐盟在應對網絡盜版方麵的投入和成效，指出中國在短時間內取得的進步速度遠超同期西方國家。
報告最後，直指gipa排名的問題：其數據嚴重依賴西方權利人和組織的主觀問卷，未能充分納入中國官方發布的客觀執法數據；其指標權重明顯向發達國家傾斜，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和實際國情；其結論帶有明顯的預設偏見。
報告定稿的同日，版權管理局聯合多家智庫，在京舉行了高規格的中外媒體吹風會。林萬驍親自出席，用流利的英語向在場的中外記者闡述了報告的核心內容，態度不卑不亢，數據信手拈來。
“判斷一個國家的版權保護水平，不應隻看某個機構帶有偏見的排名，而應看其立法是否與時俱進，執法是否嚴格公正，權利人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創新活力是否得到激發。”林萬驍麵對鏡頭，語氣沉穩而自信，“中國在這方麵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我們歡迎基於事實的客觀批評，但堅決反對任何帶有偏見和雙重標準的無端指責。”
緊接著，由國內頂尖知識產權學者撰寫的批駁gipa排名方法論的文章，陸續出現在《金融時報》、《外交政策》等國際主流媒體的評論版；吳文華協調的、與中方交好的發展中國家版權官員，也在不同場合發聲，支持中國的立場，批評gipa的排名“未能反映全貌”。
這一套“組合拳”打出，國際輿論風向開始悄然轉變。一些相對客觀的西方媒體開始引用中方報告的數據，對gipa排名的公正性提出質疑。原本一邊倒的批評聲浪中，出現了更多理性討論的聲音。
坐在辦公室裡，看著輿情監測屏幕上逐漸趨於平衡的報道，林萬驍輕輕呼出一口氣。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交鋒，暫時頂住了壓力，為國家爭取了更為有利的輿論環境，也為他正在推動的《著作權法》修訂減少了外部乾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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