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著手機屏幕，指尖在那張機票上停留了幾秒。陽光斜斜地照進車窗，把紙麵映得有些發白。三個月後，紐約，乘客姓名寫著我的名字。
車子剛停穩，包裡的手機又震了一下。是江逾白發來的照片——他站在聯合國大會廳的門口，西裝筆挺，手裡舉著一塊手寫牌子，上麵畫了個歪歪扭扭的笑臉，寫著“等你”。
我沒回消息，隻是把手機倒扣在腿上，閉了會兒眼。
再睜開時，我已經坐在後台的小房間裡。牆上掛著一塊電子鐘，距離演講開始還有十七分鐘。工作人員輕聲提醒流程，我點頭示意明白，手指卻不由自主摸了摸耳後的溫度——那裡還留著早上化妝師按壓粉餅的觸感。
門開了一條縫，有人遞進來一杯溫水。我沒喝，隻握在手裡，感受那點暖意從掌心慢慢滲進去。
其實我不怕說話。自從那次在母校禮堂講完課，台下有女生跑過來抱住我說“我也想試試”，我就知道，聲音是有力量的。可現在不一樣，這裡不是學校，不是熟悉的教室或圖書館。抬頭是環形的坐席，黑壓壓一片人影，攝像機像樹一樣立在各個角落。
我低頭翻了翻講稿，最後一頁寫著：“法律給了我判決，但愛讓我敢走上這個講台。”
字是我自己寫的，可念出來的時候，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直到我抬頭看見第一排那個熟悉的身影。
他穿著深灰色西裝，坐姿很正，膝蓋上放著一個折疊好的硬紙板。我眯眼看不清上麵寫了什麼，但他一察覺到我的視線，立刻舉起那塊板子——
“goin！”
字是紅筆寫的，潦草得像是臨時找人借了支筆匆匆塗上去的。我愣了一瞬，差點笑出聲。
這人怎麼連這種場合都搞得像班級聯歡會。
心跳忽然穩了下來。
工作人員走過來，抬手示意時間到了。我站起身，把水杯放在桌上，沿著通道走向講台。
聚光燈打下來的那一刻，耳邊有點嗡。我扶住話筒，先說了句開場白，語調平穩，但自己聽得出來有點緊。底下不少人低頭翻資料，有人在記筆記，也有人悄悄看手表。
我知道，他們等的是數據、案例、政策建議。這些我都有準備。可如果隻是照本宣科，那誰都能站上來講。
於是我說：“你們知道嗎？我第一次被人當眾質疑，是在大學小組彙報的時候。我負責的部分被說成‘毫無邏輯’，老師讓我重做，全班沒人替我說一句話。”
台下安靜了些。
“那時候我以為，隻要更努力、更沉默，就能被接納。後來我才明白，沉默不會換來尊重，隻會讓人習慣你的缺席。”
有人抬起頭，看向我。
“性騷擾案發生後，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早點報警？為什麼不在被冒犯的第一秒就反擊？可現實是，當一個人長期處在不被聽見的位置上，她會懷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是不是反應過度。”
我頓了頓，目光掃過第一排。
江逾白已經把牌子收起來了，雙手交疊放在膝上，專注地看著我。他沒笑，也沒做任何小動作，可我就是能感覺到他在聽，每一個字都沒漏。
“法律確實重要。它給了施害者懲罰，給了我一個說法。但真正讓我站起來的，是有人在我最沉默的時候，遞來一張寫了解題思路的紙條，是在食堂被人圍住時，突然出現在身側的身影。”
我笑了笑，“是他記得我不吃香菜，是在我被謠言中傷時，第一個站出來說‘她不是那樣的人’。”
全場靜了幾秒，隨即有人輕輕鼓掌。
接著掌聲多了起來。
我繼續說：“所以今天我不是來講受害者如何自救的。我想說的是，每一個敢於開口的人背後，都應該有一個願意傾聽、願意站出來的人。不是拯救，是並肩。”
說到這兒，我提高了聲音：“有人說改變世界太難。但我想說，隻要有人願意開口，就有人願意傾聽；隻要有人守護，就有人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