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主要集中在議會大廈、城堡山和英雄廣場區域，4月22日清晨，德軍集中了包括三門突擊炮、一門榴彈炮在內的重火力，對匈牙利議會大廈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猛烈炮火準備。堅固的建築外牆被炸開巨大的窟窿。
一名德軍前線軍官通過無線電向後方報告：“…突擊組已進入大廈底層！遭遇猛烈抵抗！叛軍使用了機槍、手榴彈甚至燃燒瓶！走廊裡到處都是障礙物和狙擊手…請求工兵爆破支援！”
馬肯森在後方指揮部，麵無表情地下令：“批準使用爆破筒，告訴小夥子們，這已經不是普通的匈牙利人了，不必吝嗇彈藥，但要儘量減少自身傷亡，儘快結束戰鬥。”
經過逐層、逐屋的殘酷爭奪，德軍和奧軍士兵依靠火焰噴射器、衝鋒槍和手榴彈，一步步清剿大樓。
下午四時左右，議會大廈主圓頂上暫時升起了奧匈帝國的旗幟，標誌著抵抗核心被摧毀。
此役，德軍付出了陣亡127人，傷304人的代價；
而協同作戰的奧軍損失更大，陣亡約350人，傷741人；
而匈牙利叛軍及被卷入的平民傷亡估計超過4000人，大量建築化為廢墟。
布達佩斯的抵抗被暫時粉碎，但馬肯森站在硝煙未散的議會廣場上，對副官說：
“我們贏得了這場戰鬥，但並未贏得匈牙利的人心，波西米亞的捷克人騷亂和南斯拉夫地區的民族運動依舊此起彼伏，光靠刺刀和鐵絲網，無法根除幾個世紀積攢的矛盾。”
“多瑙聯邦”的夢想，從誕生之初就麵臨著嚴峻而血腥的現實挑戰。
而奧斯曼內戰：安納托利亞的絞肉機在安納托利亞高原，凱末爾領導的民族主義軍隊“國民軍”）得到了當地民眾和大量對蘇丹政府極度不滿的潰散奧斯曼士兵的廣泛支持，士氣高昂。
他們利用複雜山地地形節節抵抗，化整為零，不斷襲擊政府軍的補給線和孤立據點。
從色雷斯緊急調回的、忠誠於蘇丹的奧斯曼第2集團軍，在大量德軍顧問的親自指揮甚至直接參與下，向埃斯基謝希爾方向的民族主義軍隊主力發起了大規模反攻。
一位德軍顧問在發給總部的加密電報中描述：“…奧斯曼政府軍士兵缺乏主動性，軍官素質低下，極度依賴我軍顧問的現場指揮和火力支援，沒有我們的炮兵和機槍，他們幾乎不敢進攻。”
4月25日，雙方在埃斯基謝希爾以西的一片開闊穀地爆發了一場決定性遭遇戰，民族主義軍隊雖然裝備簡陋，缺乏重炮，但戰術極為靈活，戰鬥意誌頑強得驚人，他們挖掘了良好的戰壕，設置了大量自製陷阱，並發動了凶猛的夜間反衝擊。
一位前線德軍觀察員記錄：“…凱末爾的部隊像幽靈一樣在山地間移動。他們的狙擊手造成了我們很多軍官和顧問的傷亡，士兵們高喊著‘祖國或死亡！’的口號發起白刃衝鋒，毫不畏死。政府軍的進攻多次被擊退，士氣低落。”
最終，依靠德軍顧問直接呼叫和指揮的105毫米榴彈炮群的密集覆蓋射擊，以及“遊隼”轟炸機的精準打擊，政府軍才勉強擊退了民族主義軍隊的凶猛反擊，但未能達成圍殲主力的目標，反而自身損失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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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蘇丹政府軍方麵傷亡失蹤超過1.2萬人，其中包括數十名德軍顧問傷亡；
凱末爾的“國民軍”也付出了約8000人傷亡的代價，但主力成功撤退至預設山區防線，為之後的反攻打下了有力的基礎。
奧斯曼帝國的內戰陷入殘酷的消耗戰和膠著狀態，整個小亞細亞半島硝煙彌漫，血流成河。
而在已被征服、處於德國軍事管製下和親德政府的法蘭西土地上，另一種危險的情緒正在屈辱和絕望的土壤中積聚、發酵。
在巴黎拉丁區一間偏僻、煙霧繚繞、氣氛壓抑的秘密沙龍裡，一群前法國軍官、極右翼知識分子、失意的政客和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正在舉行地下集會。
他們對德國的嚴密統治、貝當元帥的昏迷不醒、以及那個暫時設在維希、唯柏林馬首是瞻的法國臨時政府的軟弱無能感到極度的屈辱和憤怒。
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拉羅克的年輕前陸軍上尉，激動地站在人群前，他的眼睛裡燃燒著不甘的火焰：
“先生們！姐妹們！看看我們偉大的法蘭西變成了什麼樣子！高盧雄雞被拔光了羽毛，拴在了德意誌戰車的後麵！共和國的民主、妥協、無休止的黨派爭吵和那些政客的軟弱，讓我們失去了榮耀，換來了今日的枷鎖和恥辱！”
他揮舞著拳頭，聲音越來越高亢：“我們現在不需要眼淚，不需要哀悼！我們需要的是力量！是鋼鐵般的紀律！是民族的純潔和團結！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絕對的領袖，一個能帶領法蘭西複仇、再生、奪回我們失去一切的革命性組織！”
“是的，我們要學習我們敵人的優點——他們的效率、他們的組織力、他們的國家意誌！但我們學習的目的，絕不是為了永遠屈服，而是為了最終有一天，能狠狠地打敗他們！將日耳曼蠻族趕過萊茵河！將法蘭西的旗幟像我們偉大的拿破侖領袖一樣，插在柏林。”
另一位戴著眼鏡、氣質陰鬱的前教授補充道，他的聲音冷靜卻更具煽動性：“德拉羅克上尉說得對！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主義，一種能超越陳腐的左右之分、能喚醒所有法蘭西人靈魂的力量！”
“它必須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領袖權威、行動至上！我們可以從意大利的那邊得到啟發，稱之為…‘法西斯’！它是治療共和國疾病的猛藥，是帶領我們走向新生的唯一道路！”
這群人開始秘密地組建一個名為“法蘭西團結”的準軍事政治組織，其成員秘密訂購統一的藍色襯衫，私下練習羅馬式敬禮，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反德、反猶、反共產主義、反議會民主。
他們雖然勢單力薄，且活動受到德國國家安全局和軍事管製當局的嚴密監視和壓製，但其思想的毒瘤——一種混合著極端民族主義、權威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危險思潮——已經開始在法國失敗和屈辱的土壤中悄然紮根，預示著未來更加不祥的衝突和災難。
帝國的四月，就在這一連串的動蕩、鎮壓、密謀和萌芽中接近尾聲，保加利亞的恐慌與求救、多瑙聯邦夢想下的血腥鎮壓、奧斯曼帝國痛苦的內戰泥潭，無不清晰地顯示著“新秩序”光環之下掩蓋的巨大張力、矛盾與統治成本。
而巴黎陰暗沙龍裡萌芽的法西斯思想，則像一顆微小卻無比危險的種子，深深地埋在了歐洲的未來之路上，其毒性將在未來的歲月裡緩慢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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