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22日25日
廣州碼頭那場短暫而血腥的衝突硝煙尚未完全散去，但帝國複仇的火焰已然點燃。在奧托·斯科爾茲內少校那令人膽寒的效率下，追查的網迅速收緊。
那個愚蠢至極、為了一點可笑的麵子而卷入驚天陰謀的小軍閥頭目，以及那個挑事的流氓，很快就像兩隻受驚的老鼠。
被從他們在珠江三角洲水網地帶藏匿的窩點裡拖了出來，蒙上頭套，塞進密閉的車輛，帶到了廣州城郊一處由德軍精銳部隊臨時接管、戒備森嚴的廢棄倉庫。
倉庫內部空曠而陰冷，隻有幾盞臨時拉設的電燈投下慘白的光暈，映照出空氣中飛舞的塵埃。林曉皇帝親自到場，他穿著一件深色的長風衣，站在陰影邊緣，仿佛與黑暗融為一體。
斯科爾茲內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到他麵前，低聲而清晰地彙報了審訊結果——這兩個蠢貨是如何被日本浪人間接利用，以及他們自身那卑劣而可笑的報複動機。
皇帝靜靜地聽著，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仿佛在聽一個與己無關的故事，直到斯科爾茲內彙報完畢，他才緩緩抬起眼，目光如同來自地獄的烈火，掃過那兩個被捆縛著、瑟瑟發抖、嘴裡塞著破布的身影。
沒有多餘的審判程序，沒有虛偽的仁慈，林曉隻是用冰冷得不帶一絲人類情感的德語，清晰地吐出了一句話，聲音在空曠的倉庫裡回蕩：“按帝國懲治叛國及嚴重威脅帝國元首安全罪，最高等級處置。立即執行。”
所謂的“五大極刑”是一種源自中世紀、被帝國法律塵封但在特定情況下仍可啟用的、旨在製造最大痛苦與恐懼的極端刑罰。經過了一些更改，切雞雞，剁手剁腳，四刀八洞，踹蛋蛋，還有一個不說，你們懂。）
就在這陰暗的倉庫內，被斯科爾茲內麾下那些心如鐵石的特種兵冷酷地、一絲不苟地執行著。
整個過程並非為了公開示眾，但其最終結果——那兩具經過難以言喻的痛苦折磨後、變得支離破碎、死狀極其可怖、連最膽大的人看了都會做噩夢的屍體卻被帝國情報部門通過精密的計算和“恰到好處”的渠道。
將經過處理的照片和描述，清晰地透露給了廣州的各方勢力頭麵人物、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以及所有潛伏在陰影中的日本間諜。
這是一種超越言語的、赤裸裸的、殘忍到極致的威懾，它用最原始的血腥和痛苦，向所有潛在的挑戰者、陰謀家和愚蠢的冒險家宣告：任何敢於觸及德意誌帝國皇帝這一絕對逆鱗的行為。
無論其動機是出於精密的陰謀，還是源於無可救藥的愚蠢，其最終代價，都將是靈魂與肉體的徹底、永恒的湮滅，以及超越人類想象極限的痛苦。
1918年6月26日7月1日，柏林
皇帝返程的專機剛一在柏林坦佩爾霍夫機場降落，複仇的號角便以更高的分貝吹響。
林曉甚至來不及充分休息，立刻以其個人最高權威，並動員了帝國整個龐大而高效的宣傳機器由戈培爾博士初步整合的國民啟蒙與宣傳部全力開動向全世界發表了措辭極其激烈、充滿憤怒與指控的聲明。
在無憂宮那間專門為重要廣播講話準備的、裝飾著帝國鷹徽的房間裡，林曉的聲音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了歐洲、美洲乃至世界其他能夠接收到的角落。
他不再是那個在談判桌上冷靜博弈的統治者，而是化身為一頭被卑劣行徑激怒的雄獅。
“文明世界的公民們！”他的聲音充滿了被壓抑的怒火，“就在幾天前，在遠東的廣州，德意誌帝國，以及我本人，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懦弱至極、背信棄義的刺殺！而策劃這一切的，正是那個表麵上派出代表向我們搖尾乞憐、暗地裡卻拔出淬毒匕首的——日本帝國！”
他詳細“揭露”了日本代表如何在秘密會麵中“卑劣求和”被嚴詞拒絕後，惱羞成怒，轉而策劃了這場“懦夫式的、不敢在光明正大的戰場上較量，隻敢隱藏在陰影中施放冷箭的刺殺”！
聲明中甚至公布了部分“鐵證”——經過精心剪輯和處理的、被捕日本浪人的“口供”片段，以及現場繳獲的日製武器照片。他痛斥日本政府“毫無國際信譽可言”、“其行為與中世紀的海盜和刺客無異”、“是整個文明世界肌體上隱藏的一條毒蛇”！
這場由帝國最高統治者親自發起的輿論風暴，瞬間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海嘯般的效應。
德國的盟國，如奧地利合眾國、保加利亞、奧斯曼帝國、以及各個衛星國幾乎在第一時間跟進，發表了措辭同樣強烈的官方聲明，譴責日本的“恐怖主義行徑”。
許多原本中立的國家，如瑞士、瑞典等，也對日本的行為表示出極大的震驚和反感，其國內媒體紛紛以頭版頭條報道此事，輿論普遍傾向於德國。
更重要的是，在德國的暗中強力推動和明麵號召下，一場針對日本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抵製日貨和全麵經濟禁運運動迅速如火如荼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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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歐洲聯盟”體係率先宣布，完全停止從日本進口一切商品從生絲到玩具），同時禁止向日本出口任何種類的戰略物資，尤其是石油、廢鋼鐵、橡膠、有色金屬等現代工業的命脈。
一些與德國貿易關係密切、或者深深忌憚德國軍事實力的南美、北歐國家，也紛紛或主動或被動地效仿，加入了製裁行列。對日本的經濟絞索，被瞬間拉緊！
1918年7月2日5日東京
柏林掀起的這場混合著外交譴責與經濟製裁的完美風暴，在遙遠的東京引發了堪比關東大地震的劇烈震蕩。
日本舉國上下，從政府高層到普通民眾，瞬間陷入一片前所未有的震驚和恐慌之中。
東京股票市場如同雪崩般暴跌，交易所內一片鬼哭狼嚎，許多依靠出口生存的企業，尤其是紡織、製陶、玩具等行業，幾乎一夜之間麵臨破產邊緣。
更為致命的是，維係日本戰爭機器和工業運轉的重要戰略物資庫存，如石油、橡膠、特種鋼材，開始急劇減少，警報聲在軍部和各大財閥的辦公室裡淒厲地響起。
各大城市，如東京、大阪、名古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憤怒的市民和工商業者高舉標語，堵塞街道，聲嘶力竭地指責政府的無能和外交上的巨大失敗——既徹底得罪了強大的德意誌帝國，又給整個國家帶來了如此災難性的孤立和製裁。
然而，外部的壓力如同重錘，敲碎了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勉強維持的表麵平衡。政府內部，長期存在的“北上派”和“南下派”的矛盾，此刻徹底公開化、白熱化，演變成一場近乎自殺性的內訌。
在一次氣氛如同炸藥桶般的內閣緊急會議上，一位北上派的陸軍大將猛地一拍桌子，指著一位南下派的海軍大將的鼻子怒吼：
“都是你們這些目光短淺的家夥！一心隻想著南方的石油和橡膠，到處惹是生非！現在好了！徹底激怒了德國人！我們在滿洲的根基還沒穩固，就要麵臨整個世界的封鎖！帝國就要毀在你們這些海軍馬鹿手裡！”
那位海軍大將毫不示弱，反唇相譏，臉色鐵青：“胡說八道！如果不是你們陸軍在滿洲貪得無厭，耗費了帝國無數資源，卻遲遲無法徹底滲透，甚至被彆人騙的像白癡一樣。”
“我們何至於需要冒險向南尋找出路？是你們的保守和無能，導致帝國陷入了資源困境！如今卻來怪我們尋求生路？”
內閣會議變成了毫無風度的、互相推諉責任的罵戰，國家的最高決策機構陷入了空前的混亂和功能性癱瘓。
沒有人能拿出應對危機的有效方案，整個日本的國家戰略，仿佛一艘在風暴中失去了舵手的巨輪，盲目地撞向未知的礁石。
1918年6月28日
麵對德意誌帝國主導的“歐洲聯盟”日益鞏固和強勢，以及各自內部深重的危機，昔日的敵人也在掙紮求存。
退守加拿大渥太華的英國流亡政府和法國政府，都在痛苦地進行著有限的、卻又不得不為的“革新”。
他們都在試圖精簡臃腫的官僚體係，改革陳舊過時的軍事組織，努力重建一支規模或許不大、但更具戰鬥力和忠誠度的核心軍隊。
在外交上，他們更加積極地向大洋彼岸的美國尋求支持，派出高級彆特使團，試圖遊說華盛頓，構建一個哪怕鬆散的反德聯合陣線，以期在未來可能的變局中獲取一線生機。
而在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和他的智囊團，則敏銳地抓住了歐洲乃至世界局勢劇烈變化所帶來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