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20日，柏林，無憂宮。
秋日的陽光帶著一絲清冷，透過高大的拱形玻璃窗，在鋪著巨大歐亞地圖的紅木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地圖上，代表德意誌帝國及其控製區域的顏色已經覆蓋了中歐和東歐的大片土地，觸角甚至延伸至高加索和波羅的海沿岸。
然而，威廉二世皇帝的目光並未在這些已掌控的區域過多停留，而是越過了波濤洶湧的大西洋，投向了北美，也掃過了廣袤而混亂、仍燃燒著零星戰火的俄羅斯遠東。
書房裡安靜得能聽見壁爐中木炭輕微的劈啪聲。林曉放下手中把玩的那枚帝國馬克金幣，抬起頭，看向侍立在側的漢斯·伯格少校。
“漢斯，”林曉開口，聲音平穩卻帶著深思熟慮的穿透力，“你覺得，倫敦那位躲在渥太華寒冷辦公室裡、靠回憶和雪茄度日的前首相，還有巴黎那些逃到阿爾及爾、在地中海陽光下空談‘自由’的所謂‘自由法國’分子，他們現在最害怕什麼？”
漢斯·伯格少校略一思索，謹慎地回答道：“回陛下，依我看來，他們最害怕的，應該是被遺忘，害怕隨著時間的推移，留在歐洲本土的人民會逐漸接受新的現實，適應新的秩序，他們的抵抗口號會失去聽眾，最終和那些舊時代的塵埃一樣，湮沒在曆史的長河裡，無人問津。”
“說得對，但還不夠深刻。”林曉站起身，緩步走到窗邊，雙手背在身後，望著窗外在秋風中微微搖曳的橡樹。
“他們更害怕的，是真相被係統地揭露，是他們賴以維係的光環被無情剝落，是他們統治合法性的根基被從根本上動搖。他們現在依靠的，是物理上的距離和過去殘存的、正在快速褪色的威望，那麼，我們就用聲音，用文字，用影像，跨越海洋，去敲碎他們這層脆弱的外殼。”
他轉過身，眼神銳利如鷹隼，直視著漢斯：“是時候發動一場針對所有流亡政府的、全麵的、高強度的輿論戰爭了。”
“我們要讓全世界，尤其是他們本國那些飽受戰火摧殘、渴望安定生活的人民看清楚，這些躲在萬裡之外安全角落裡發號施令的人，不過是一群在關鍵時刻拋棄了祖國和人民的懦夫、失敗者，他們的存在，除了給本國人民帶來持續的動蕩和外部乾涉的借口，阻礙真正的和平與重建，毫無益處。”
漢斯立刻領會了皇帝的意圖：“陛下是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日益擴大的廣播網絡和宣傳機構，發動一場聲波和紙麵上的攻勢？”
“不僅僅是廣播和報紙，”林曉嘴角勾起一絲冷峻而自信的笑意，“傳單、海報、電影新聞片、甚至私下流通的小冊子……所有能用的媒介都要動員起來，形成一個立體的、無孔不入的宣傳網絡。戈培爾博士和他手下那些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不是一直渴望一個更大的舞台來施展他們的‘抱負’嗎？現在，我就給他們這個舞台。”
“我們要係統性地、持續地、反複地揭露這些流亡政府的無能、內部的腐敗與分裂、以及他們與某些外國勢力緊密勾結，試圖將歐洲重新拖入戰爭泥潭的‘險惡用心’。”
他走到地圖前，手指精準地點在加拿大和北非的位置，具體指示道：“針對倫敦流亡政府，宣傳重點要強調他們在戰爭中的一係列致命決策失誤是如何導致大英帝國分崩離析的，以及他們現在如何完全依賴美國和加拿大的施舍才能維持門麵。要給他們貼上‘寄人籬下的沒落貴族’、‘仰人鼻息的流亡客’這樣的標簽。
“而對於那個所謂的‘自由法國’，則要全力淡化其‘自由’的華麗外衣，著力揭露其領導層中充斥著舊共和的遺老遺少和極端頑固的殖民主義者，指責他們為了個人權欲和虛幻的帝國舊夢，不惜將法蘭西母親拖入永無止境的內戰深淵，阻礙在歐洲聯盟框架下法德和解與法國真正複興的曆史進程。”
“陛下，如此猛烈的輿論攻勢，可能會激起對方更強烈的反彈，甚至促使他們采取更極端的行動……”漢斯基於一貫的謹慎，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反彈？”林曉嗤笑一聲，帶著一種掌控全局的不屑，“他們還能做什麼？隔著浩瀚的大西洋向我們發射詛咒的電波嗎？或者派幾個間諜來搞破壞？我們要的就是這種反彈。當他們被戳到痛處，破防到氣急敗壞地跳起來反駁、辯解時，他們就已經落入了我們設定的戰場，被迫在我們的節奏裡跳舞。”
“漢斯，你要記住，輿論的高地，我們不主動去占領，敵人就會去占領。這不僅是為了打擊那幾個苟延殘喘的流亡政權，更是為了鞏固我們在歐洲大陸的統治根基，讓那些內心還對他們抱有幻想、或者暗中期待他們卷土重來的人徹底死心。”
“同時，這也是做給華盛頓那些觀望者看的，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支持這些曆史的殘渣餘孽，是徒勞無功且缺乏政治智慧的。”
1918年9月25日，柏林廣播電台大廈，一號播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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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燈火通明，技術員在各就各位，神情專注。著名的帝國廣播員，擁有著被宣傳部長戈培爾盛讚為“德意誌靈魂之聲”的沃夫岡·裡希特，正了正喉嚨前昂貴的麥克風，調整了一下呼吸。
他麵前攤開著由宣傳部頂尖筆杆子精心撰寫的廣播稿。晚上八點整，麵向全球的特彆廣播節目《歐洲之音》準時開始。
裡希特那充滿磁性、帶著不容置疑權威語調的聲音，通過電波，瞬間傳向了四麵八方：
“……今夜，我們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那些遠離歐洲大陸，卻依然自稱代表歐洲古老國家的所謂‘流亡政府’，那些自稱代表不列顛、代表法蘭西的先生們，此刻正舒適地坐在渥太華溫暖的壁爐旁，或是沐浴在阿爾及爾和煦的地中海陽光下，享受著異國的庇護與款待。”
“卻對著他們飽經戰火、渴望和平與秩序的故土，隔空指手畫腳，發出不負責任的叫囂與空洞的威脅。”
“我們不禁要問：當倫敦的市民仍在廢墟中艱難地尋找食物和棲身之所，當巴黎的工人在帝國無私的幫助下，日夜不息地恢複生產、重建家園時，這些遠在天邊的‘流亡領袖’們，又為他們水深火熱的人民做了什麼實質性的貢獻？除了不斷乞求外國的武器和金錢，試圖重新點燃那片他們親手丟棄的土地上的戰火，他們還能做什麼？”
他的語調轉為一種尖銳的諷刺：
“……讓我們再仔細看看那個所謂的‘自由法國’吧！剝開它那件‘自由’的華麗外衣，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它的領導層裡，充斥著被曆史車輪無情淘汰的保皇黨遺老和頑固不化的殖民軍官，他們懷念和渴望的是舊時代的特權與榮光，而非他們口中高喊的人民的自由。”
“他們口口聲聲為了法蘭西，卻將這個偉大國家的命運緊緊綁在海外殖民地的戰車上，不惜讓法蘭西母親繼續流血，隻為滿足少數人的野心與虛榮。這真的是自由嗎？不！這不過是少數人野心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最後，他的聲音變得高昂而充滿力量，如同宣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意誌帝國暨歐洲聯盟，始終致力於構建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新歐洲，我們向所有放下武器、擁抱理性與秩序的國家和人民伸出援手，提供幫助。”
“而對於那些執意活在過去、試圖破壞新秩序、將歐洲再次拖入深淵的幽靈，我們隻有一個清晰而堅定的回答：帝國的力量，足以扞衛我們親手建立的和平！任何試圖挑戰這一點的行為，都將是螳臂當車，自取滅亡！”
這僅僅是開始，與此同時，帝國控製下的各大報紙，如影響力巨大的《人民觀察家報》、《德意誌總彙報》等，連篇累牘地刊登精心炮製的分析文章、辛辣的社論和極具侮辱性的諷刺漫畫。
在一幅廣為流傳的漫畫中，丘吉爾被描繪成一個肥胖、叼著巨大雪茄、不顧腳下堆積如山的士兵屍骨、隻顧對著地圖咆哮的戰爭狂人；而在另一幅漫畫裡，埃蘭準將被畫成一個躲在北非沙漠帳篷裡、衣衫襤褸、對著一張破舊歐洲地圖做白日夢的落魄軍官，眼神空洞而迷茫，這些宣傳品通過各種公開和秘密的渠道，向中立國乃至敵對國家滲透，試圖影響全球輿論。
1918年9月28日，加拿大渥太華，一棟被臨時征用作為英國流亡政府駐地的石砌建築內。
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坐在寬大的扶手椅裡，房間裡彌漫著濃重的雪茄煙霧，收音機裡正播放著柏林電台的德語廣播，旁邊一位年輕的譯員低聲而快速地翻譯著。
聽著那些尖銳刻薄、歪曲事實的指控，丘吉爾的臉色由紅轉青，手中的哈瓦那雪茄幾乎被他粗壯的手指捏斷。
“無恥！卑鄙的謊言！毒蛇般的嘶鳴！”他憤怒地低吼著，胸膛劇烈起伏，但在那憤怒的火焰之下，眼底深處卻難以掩飾地閃過一絲深深的無力與挫敗。
德國的輿論攻勢精準狠辣，直接打在了他們最脆弱、最無法辯解的痛處遠離本土，缺乏實際影響力與行動能力。
同日，北非阿爾及爾，自由法國總部所在地，一座充滿摩爾風格的白色建築內。
夏爾·埃蘭準將同樣收聽了這段廣播。與丘吉爾的暴怒不同，他顯得相對平靜，隻是那緊握的、指節發白的拳頭，暴露了他內心洶湧的波瀾。
“他們想從精神上打垮我們，瓦解我們的抵抗意誌，”他對身邊幾位核心幕僚說，聲音低沉而堅定，“但我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這一切誹謗最有力的反駁。我們必須加快行動，用實實在在的成果，用我們在法蘭西人民心中點燃的希望之火，來回應柏林這些惡毒的噪音！”
然而，儘管流亡領袖們試圖振作，德國的宣傳也並非全無效果。在一些重要的中立國，如瑞士、瑞典，甚至在英國本土和法國的部分海外殖民地，一些民眾和政治觀察家開始對這些流亡政府的實際作用、代表性和未來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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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對西方流亡政府的輿論戰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林曉的戰略目光再次投向了東方。
那片廣袤無垠、資源豐富卻局勢未定的俄羅斯土地，始終是他龐大戰略棋盤上一個至關重要、且充滿變量的區域。
那個在德國刺刀和外交手腕共同支持下，於1917年10月20日在莫斯科聖母安息大教堂加冕的“全俄沙皇”基裡爾·弗拉基米洛維奇大公，是帝國在東線最重要的戰略棋子，也是遏製潛在威脅、攫取利益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