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談落幕，新國使團即刻著手收拾行囊，為次日啟程歸國做準備。此次與卡隆國的磋商，雖未完全達成出發時的既定目標，卻也並非毫無收獲——卡隆國已承諾派遣工程師，為新國的四代機技術研發提供援助。
新國外交部副部長尋到京靜時，她正立於庭院的鳳凰木下，凝視著火紅的花瓣緩緩落入手心。
“公主，返程航程已確認，明日上午十點的航班。”副部長遞上行程單，卻見京靜輕輕搖頭。
“我想多留幾日，你們先回國向首領複命。”京靜語聲輕柔，目光望向科理爾市區的方向，“來卡隆國這些天，一直忙於談判，沒能好好看看這個國家。我想四處走走，你們先把合作協議交給我哥，後續我會直接向他彙報。”
副部長雖有些意外，仍點頭應下：“那公主務必注意安全，有任何需求隨時聯係我們的駐卡工作人員。”他心中清楚，京靜對此次合作成果實則並不滿意，此番留下，既是想多了解卡隆國，也是盼著能尋到新的機會。
使團成員離開後，京靜換上了一身便裝——簡約的白色襯衫配卡其色長褲，褪去了王室的華貴，多了幾分學生時代的清爽。她沒有動用卡隆國安排的車輛，而是讓新國駐卡人員為自己協調了一輛車，帶著幾名隨從，在卡隆國首都科理爾隨意穿行。
京靜沿著街邊緩步而行，像普通遊客般打量著科理爾的街景：街角麵包店飄出焦糖香氣，店主與顧客笑著閒談；廣場上，孩童圍著噴泉追逐嬉戲，母親們坐在長椅上織著毛衣；不遠處的書店裡，陳列著卡隆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曆史書籍，封麵上的戰士眼神堅毅。這一切，讓她不由想起在瑞士讀書的日子——同樣是安靜的街道、平和的人群，氛圍卻截然不同。
她曾在瑞士的課堂上，聽教授闡述“西方民主製度的優越性”；也在日內瓦的街頭，見過民眾舉著標語遊行抗議。那時她總以為，民主就該是西方的模樣：多黨競爭、三權分立、街頭運動……回到新國後，她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如今來到卡隆國，又見到了第三種模樣——這個擺脫殖民統治僅數十年的國家，雖曾內亂頻發，卻漸漸穩住了局勢。更難得的是，這個曾長期貧窮落後的國家，在福克蘭政府的帶領下，短短幾年便實現了軍事突破，經濟也飛速發展，民眾臉上滿是對未來的篤定。
京靜走進一家咖啡館，點了杯當地特有的薄荷茶。鄰桌兩位老人正聊著卡隆國的變化，一位說“十年前買台電視機都得靠進口，現在咱們自己的工廠就能造”，另一位笑著接話“上次孫子說想當航空工程師，研發更先進的戰機，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沒有華麗辭藻，話語裡卻滿是對國家發展的自豪。
握著溫熱的茶杯，京靜忽然想起在瑞士時，一位非洲同學曾對她說：“很多西方人總說民主隻有一種模式，可他們忘了，每個國家的曆史、文化、國情都不同，就像非洲草原種不了歐洲鬱金香，新國的困境也沒法用瑞士的方法解決。”那時她尚不能完全理解，如今看著卡隆國的街景、聽著民眾的對話，忽然豁然開朗——民主從不是單選題，無關政黨數量，關鍵在於政府是否能為民眾謀福祉、能否帶領國家走向更好的未來，以及民眾是否支持當下的政府。新國，也該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就像鄰居夏國那樣。
接下來的幾天，京靜走遍了科理爾的圖書館、學校與工業區，也和不少卡隆國人聊過天。看著卡隆國新生代對政府的認可、工業區的繁忙景象，以及老人們交談時臉上的笑容，她的內心受到了極大觸動。
這觸動，讓她忍不住想起新國的現狀：西方製裁讓諸多行業舉步維艱，計劃經濟體製下，國家發展缺乏活力、進度緩慢，不少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迷茫。
京靜的記憶裡，始終存著一片不會融化的雪。那是她十二歲的冬天，在瑞士日內瓦的寄宿學校，清晨推開宿舍窗，阿爾卑斯山餘脈裹著皚皚白雪，將整座城市襯得像塊剔透的水晶。管家送來父親的信，信裡寫著“新國的冬天也下雪了，隻是路上的泥坑凍成了冰，百姓出門要裹三層厚布”。她攥著信紙站在窗前，第一次意識到，同一片天空下的冬天，竟會如此不同。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不同”會成為往後半生反複思索的命題。在日內瓦的課堂上，曆史老師用幻燈片展示西方各國的議會大廈，說“民主是讓每個公民都能發出聲音”；經濟學教授列舉西方國家的gdp增長曲線，說“富裕是民主製度結出的果實”。坐在課堂裡的她，悄悄埋下一個念頭：等自己長大，一定要把這些“好東西”帶回新國，和哥哥一起讓百姓過上像瑞士人那樣的日子。
於是，她成了圖書館裡最勤奮的學生，從《論法的精神》讀到《民主主義與教育》，從西方議會製研究到福利國家政策，筆記記滿了整整二十個筆記本。周末時，她會去日內瓦湖邊的廣場，看民眾舉著標語進行和平遊行，聽街頭藝人彈唱關於自由的歌謠；也會去當地的社區服務中心，看誌願者為移民提供語言培訓，看老人在公園裡悠閒喂鴿子。每一次觀察，都讓她對“民主”與“富裕”的向往更深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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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前夕，哥哥從新國打來電話，聲音比幾年前沉了些：“小靜，回來吧。新國需要你。”那時的新國剛經曆一場經濟危機，西方製裁像張密不透風的網，糧食短缺、工業停滯。京靜沒有猶豫，收拾好行李，告彆了生活十年的瑞士，登上了回國的航班。
機場外的道路坑坑窪窪，路邊廣告牌上“永遠跟隨領袖”的標語被風吹得卷了邊。京靜跟著哥哥的車隊穿過市區，看到民眾的歡呼，也看到穿著舊衣服的孩子，更看到了祖國工業的落後。她忽然發現，課本裡的理論與現實之間，隔著一條比阿爾卑斯山更難跨越的鴻溝。
回到新國後，京靜成了哥哥的特彆助理，負責製定民生與教育政策。她想參照瑞士的福利製度，卻發現新國財政根本無力支撐；想在農村推廣義務教育，又苦於沒有足夠的教師和校舍；試圖推動議會改革，讓更多基層代表進入決策層，卻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每一次嘗試，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卻無處使。
有一次，她去南部貧困縣考察，看到一位母親抱著營養不良的孩子站在路邊，目睹了農村的貧瘠。她眼眶通紅地問：“為什麼我們的政策到不了這裡？”隨行官員歎了口氣：“公主，新國的問題太複雜了。西方的辦法，在咱們這兒行不通啊。”
那一夜，京靜在縣城招待所裡哭了很久。她想起在瑞士時教授說的“政策的生命力在於符合國情”，那時她不懂，如今才明白，沒有任何一種模式能直接照搬——就像在瑞士長勢喜人的鬱金香，種在新國的土地上，隻會因氣候不適而枯萎。
日子一天天過去，十年光陰像指間的沙悄然流逝。在京家三兄妹的努力下，新國總算有了些起色：糧食產量穩步增長，建起了小型工廠，部分農村通了公路。但西方的製裁從未停止，高端技術封鎖、國際貿易壁壘，讓新國的發展始終步履維艱。京靜看著哥哥日漸增多的白發，心裡既著急又無力。
直到接到出訪卡隆國的任務，京靜才終於有了新的期待——她想好好看看這個國家。出發前，她翻遍了關於卡隆國的資料：這個國家和新國一樣，獨立後也曾麵臨經濟困境，過去民眾的生活甚至比新國人更苦。可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短短幾年裡實現了工業發展與軍事突破，甚至研發出自己的六代戰機、衛星係統與核武器。“一個和新國處境相似的國家，是怎麼走出困境的？”帶著這個疑問，京靜登上了前往科理爾的飛機。
初到卡隆國，京靜最先感受到的是風的溫度——不像新國的風那樣帶著寒冷的粗糲，科理爾的風是熱烈的。車隊駛入市區時，她忍不住打開車窗，看著路邊的景象：乾淨整潔的街道、錯落有致的樓房，穿著校服的孩子背著書包走在人行道上，商場櫥窗裡陳列著卡隆國本土生產的電器。最讓她驚訝的是，路邊公告欄上貼著政府的財政收支明細和民生項目進展，過往民眾會停下腳步認真查看，偶爾還會在意見簿上寫下建議。
“卡隆國也搞民主？”京靜忍不住問身邊的新國駐卡外交人員。對方點頭答道：“卡隆國的議會裡，有工人代表、農民代表，還有知識分子代表。但他們的民主不是西方那樣的——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著怎麼把國家建設好。主要決定權還是在總統手中，和西方不一樣。”
在卡隆國的日子裡，除了參與談判，京靜把更多時間花在了走訪調研上。她想為新國找到一條強大之路，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處處受製於人。
有一次，京靜在社區遇到一位曾在日落國留學的卡隆國官員。對方告訴她：“我在日落國時，也覺得西方的民主很好。但回國後才發現，卡隆國百姓最需要的不是街頭遊行，而是能吃飽飯、能看上病、能讓孩子上學。所以我們走了自己的路，讓政策惠及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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